——談古論今話管理之四十一
先秦諸子興起，百家爭鳴，學術非?；钴S，其思想的活躍性和創(chuàng)造性至今仍被贊賞，百家爭鳴一直是學術界的倍受熱議的話題之一，先秦百家，學派雖多，但真正有影響的學術流派，主要有九家，《漢書·藝文志》之《諸子小結》說：“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說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边@說明，《漢書·藝文志》列出的有大影響的學術思想流派只有九家，即所謂的“九流”，包括儒家、道家、法家、陰陽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九家學術思想流派雖各自有其理論特征，但也是殊途同歸的，《諸子》曰：“易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浇袢ナゾ眠h，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說得好，學術思想大發(fā)展，就是要“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方能“通萬方之略”。而就學派的影響而言，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儒家、道家、法家和兵家應該是影響比較大，傳播時間也是比較長的，值得注意的是，作為是先秦“九流”之一的法家，在戰(zhàn)國時期是最有影響的思想流派之一，也是先秦時在政治實踐中取得最為成功的管理謀略。
《漢書·藝文志》之《諸子》在解釋“法家”時說：“法家者流，蓋出于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殘害至親，傷恩薄厚?！边@概括出了法家的基本特點。
法家有四個基本特點是值得關注的：第一，從學派所追求的目的來看，法家以法治為核心，以富國強兵為奮斗目的。在戰(zhàn)國時代，法家的目的可以說是最直接的，它沒有講什么大道理，也沒有任何掩飾，直接表明其目的是幫助君王富國強兵，這一點與縱橫家有些相像，但是，縱橫家是通過游說和伐交去達到目的的，而法家則更多是通過改革，通過推行法治來達到目的的，相比之下，法家是從制度的根子上去著手去做，更有成效。
第二，從學派所代表的階層利益來看，法家是戰(zhàn)國時期平民的政治代言人。法家通過變法，廢除貴族世襲特權，使平民通過開墾荒地或者獲得軍功等渠道成為新的土地所有者，平民的經濟社會地位得到提高，法家所推行的法治，更多是代表著來自于平民的新統(tǒng)治階層的利益。
第三，從法治的執(zhí)行原則來看，法家強調“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法家以“緣法而治”為政治口號，不分等級，認為所有人皆要遵守律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家一再強調“法不阿貴，繩不撓曲”的強制性法律原則，認為誰也繞不過法律，“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
第四，從思想影響的效應來看，法家是至今仍具有重要意義的思想學派。先秦法家的法治理論對春秋戰(zhàn)國之際進行封建化的改革以至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和建立中央集權專制的封建國家起了重大的作用，后來，還成了秦王朝的統(tǒng)治思想。從戰(zhàn)國末期到秦初，法家從“變法”發(fā)展到“定法”，并認識和嘗試推行“政法獨制于主”的法治觀點，旨在達到統(tǒng)一立法權，這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少F的管理謀略，可惜，秦二世繼位之后不久，秦國就敗亡了，而結束了混亂局的漢朝，起初實行的是“黃老之治”，經過了“文景之治”，到漢武帝時期，主要推行的儒家為主的管理謀略，董仲舒的思想成了當時主要的管理思想，漢武帝變“無為”為“有為”，推行以儒家“道統(tǒng)”為主的治理方式，所以，秦朝滅亡之后，法家在政治舞臺上，也就對統(tǒng)治者沒有什么重要的影響了。但是，法家的一些深刻的觀點，至今仍是值得重視的，比如，韓非強調：“法者，憲令著于官府，刑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保n非子· 定法）就是很深刻的觀點，還有，商鞅的推行的法治，韓非子對于法家思想理論的總結等，也是很值得深入探討和借鑒的。
當然，儒家曾批判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認為其一切皆用法來衡量和判斷是違違背人倫，喪失仁義的，法家執(zhí)法的偏激性方面，曾受到其他學派的攻擊，這類問題是值得探討的。其實，法家就是要堅持法治，堅持以法為第一管理策略，堅持依法治國，其管理謀略的基本精神是正確的。當然，法家是終究是為統(tǒng)治階級服務的，在法家看來，富國、強國與富民、強民很難統(tǒng)一的，法家以強國為根本目的，所以，主張盡量擴大國家權利而縮小民眾的利益，而這是法家理論的一個局限性，其實，民不強，何來國強？秦國的失敗，也正是因為推行法治沒有關注富民、強民的問題，而只是為了富國、強國，不強民，必敗。
法家的發(fā)展過程主要分為兩個發(fā)展階段，第一階段是春秋時期，這是法家思想的萌發(fā)期，上述所引的《漢書·藝文志》之《諸子》的文章稱：“法家者流，蓋出于理官”，這說明，最早的法家是源于“理官”，春秋時期，齊國的管仲、晉國的郭偃和鄭國的子產等，可以說是法家的思想先驅，他們頒布法令與刑書，改革田賦制度，促進封建化過程，推行法令和與法有關的政策，是表現了早期的法家思想。
在齊國，管仲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來富國強兵，他強調：“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他輔佐齊桓公所推出的政策法令是后來法家的理論來源之一。在晉國，郭偃輔助晉文公，推行一系列改革，助晉文公稱霸。韓非說：“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則桓、文不霸矣?！保ā俄n非子》）韓非還說：“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之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韓非子·南面》)郭偃與管仲分別是晉、齊主張并推行變法的主要人物。郭偃輔助晉文公在晉國實行封建化制度，當時所推出的政策被稱為“郭偃之法”，說的就是郭偃推行改革時為晉文公制定了的政策和言論，后人還將郭偃與商鞅列在一起，看成是變法的重要代表人物。
管仲畫像
鄭國的子產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早期法家代表人物，他先后輔佐鄭簡公、鄭定公推行改革，他的改革政策既維護公室的利益，又限制貴族的特權。子產執(zhí)政時率先推行“鑄刑書”，這在歷史上是創(chuàng)舉，他將頒布刑書時的誥令類文書，包括“令”和“刑””兩種法規(guī)范鑄于鼎上，子產這一舉措在漢以后被學界稱為“鑄刑書于鼎，以為國之常法”。這是中國古代首次正式公布成文法，這打破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秘密法慣例，公開地公示刑法內容，表現了立法者對法的穩(wěn)定性和有效性的信心，有利于民眾對于法規(guī)的了解和遵守。
法家發(fā)展的第二階段是在戰(zhàn)國時期，在這一時期，法家得到快速發(fā)展。戰(zhàn)國是一個列國紛爭的大變革時期，當時，改革大潮洶涌，舊體制受到沖擊，在新陳代謝的過程中，出現了許多改革家，比如李悝、吳起、商鞅、申不害、樂毅、劇辛等，他們相繼在各國變法，他們執(zhí)著于廢除貴族世襲特權，使平民通過開墾荒地或者獲得軍功等渠道成為新的土地所有者，并因此而改變社會地位，瓦解了周朝以來的等級制度，從根本上動搖了靠血緣紐帶維系的貴族政體。在這種情況下，平民有了進入官僚系統(tǒng)的機會，此時，平民經濟社會地位的提高需要在政治上有發(fā)言權，而法家就成了來自于平民的統(tǒng)治階層的政治訴求的代言人。法家關于“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以及“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政治口號，就是這種訴求的明顯表現。
從戰(zhàn)國到秦統(tǒng)一六國時，出現了不少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比如李悝、吳起、商鞅、慎到、韓非、申不害、樂毅、劇辛等，他們執(zhí)著地推行改革，推行法治，創(chuàng)立或發(fā)展了法家的理論，在歷史上起到了非常重大的影響。
比如，秦晉法家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李悝，他任魏文侯相，提倡“盡地力之教”，積極發(fā)展農業(yè)生產，調整租谷，創(chuàng)“平糴”法，這在當時是站在農人與市民的立場上向傳統(tǒng)貴族要利益的，是很有進步性的。李悝還收集當時諸國刑律，編成《法經》六篇，這是中國古代第一部較為完整的法典。
再如，吳起在魏時國最早推行兵制改革，在楚國進行政治改革，他強調要“明法審會，損不急之官”，“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打破舊貴族的世卿世祿制，并很大膽地強行要求舊貴族去徙邊墾荒，吳起的變革為法制實踐創(chuàng)造了可貴的經驗。
此外，戰(zhàn)國末年楚國的李斯，從荀子那里學了帝王之術之后，入秦為官，勸說秦王政滅諸侯、成帝業(yè)，他升任為長史，為秦王政出謀劃策，他派遣秦國謀士持金玉游說關東六國，離間各國君臣。而在伐交方面的成功讓得李斯又升任為客卿。當秦王政下令驅逐六國客卿時，李斯上《諫逐客書》，秦王政采納了他的建議，讓秦國繼續(xù)吸引秦之外的優(yōu)秀人才，秦統(tǒng)一天下后，李斯與王綰、馮劫議定尊秦王政為皇帝，并制定有關的禮儀制度，李斯被任為丞相。他反對分封制，堅持郡縣制，主張焚燒民間的《詩》《書》、百家語等藏書，禁私學，他參與制定了秦國法律，統(tǒng)一車軌、文字、度量衡制度?？上В囟篮ダ^位后，李斯被腰斬于咸陽鬧市，并夷三族。
法家主要的管理謀略，集中體現在“法”“勢”“術”三個重要理論方面，而商鞅、慎到和申不害分別是主張這三方面思想的代表人物，最后，韓非吸取了這三個人的思想，成了法家的集大成者。
首先，商鞅是創(chuàng)立了以“法”為主要思想的法家管理謀略，商鞅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位法家代表人物。起初，商鞅在魏國沒有得到魏王的重用，當他得知秦孝公下令求賢時，他便帶著李悝的《法經》到秦國，建議秦孝公推行霸道的變法治國之策，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實行兩次變法，其主要的變法內容是：實行開阡陌封疆制度，廢除井田制度；承認土地私有，獎勵農戰(zhàn)，并實行凡勤于耕織而多繳粟帛者可改變原來身份的政策；對有軍功者授以爵位，激勵士兵奮勇殺敵；獎勵耕織，保證了秦國后方糧草充足；制定新法，使得百姓各司其職，安分守己；用嚴刑重罰以杜絕犯罪等等。商鞅堅持法制第一，強調“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積極推行革新政策。秦國自商鞅變法后，迅速成為一個強大的諸侯國，為后世統(tǒng)一天下奠定了基礎。商鞅變法的成功大大提高了法家的理論影響，并為法家的理論拓展了廣闊的實踐空間，商鞅是法家理論走向政治實踐的重要的推動者，是法家的大功臣。
商鞅畫像
其次，慎到創(chuàng)立了以“勢”為主要思想的法家管理謀略。慎到是趙國人，早先，慎到曾學“黃老之術”，后來，他轉向法家，成為法家最重要代表之一，慎到對法家謀略的貢獻在于：第一，他在稷下講學，傳播法家學說。齊宣王時，他曾長期在稷下講學，慎到對于法家思想在齊國的傳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慎到留下了《慎子》四十二篇，可惜現僅存《威德》《因循》《民雜》《德立》《君人》《知忠》《君臣》等篇。
第二，慎到強調“民一于君，事斷于法”，認為這是“國之大道”。在慎到看來，百姓、百官要聽從于君主的政令，而君主在處理政事時必須絕對依法行事。慎到還主張立法權要集中于君主之手，各級官吏必須只能并嚴格地遵守和執(zhí)行法律，他將此稱為“以死守法”。他強調：“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
第三，慎到認為，“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所以不得越法而肆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肆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離也；骨肉可刑，親戚可滅，至法不可闕也”。他把法看成是國家的根本，是維系社會秩序的最重要原則。慎到認為：“為人君者不多聽，據法倚數以觀得失。無法之言，不聽于耳；無法之勞，不圖于功；無勞之親，不任于官。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保ā渡髯印ぞ肌罚┻@即是說，什么都要用法來實行、判斷、裁定，概莫能外。
第四，慎到主張君王要重“勢”，在他看來，重“勢”是為了重視法律，君主只有掌握權勢，方能保證法律的有效執(zhí)行。慎到把君主和權勢分別比喻為飛龍和云霧，飛龍有了云霧才能飛得高，如云霧散去，飛龍便成了地上的蚯蚓。同時，慎到認為，君王對“勢”的重視，應該優(yōu)先于法、禮，“勢”是君王政治活動的前提，失去了“勢”，君王就沒有權威性，就什么也做不成。慎到還認為，權勢大小取決于“下”和“眾”支持的多少，民眾的支持是成“勢”的根本因素。他主張，君主立天下不能為一己之私利，而應該為民是義務，這一觀點從根本上反對了傳統(tǒng)的“君權神授”的帝王神學觀，具有進步的意義。
再次，戰(zhàn)國時期的申不害提出了以“術”為主要理論的法家管理謀略。申不害的謀略思想以論“術”著稱。當時，韓國滅鄭后，申不害被韓昭侯任命為丞相，他輔助韓昭侯推行改革，將“術治”和“法治”統(tǒng)一起來，使韓國君主專制得到加強，當時，改革取得很大成果，政局得到穩(wěn)定，貴族特權受到限制，民眾的生活漸趨富裕，歷史上對申不害評價比較高：“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p>
申不害畫像
申不害主“術”，但他所說的“術”，是在執(zhí)行法的前提下使用的“術”，而“法”又是用來鞏固君主統(tǒng)治權的，所以，他的“術”與“法”和“勢”并不矛盾。第一，申不害強調“明法”和“正名”，他認為：“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秤輕重?！迸c此相關，他提出了“正名責實”理論，所謂“正名”就是指名分等級要嚴明，不能混亂；而所有“責實”就是責任要明確。申不害的“名”是與法的等值概念，是為人君制定的工具，而他講的“實”也就是君主給臣下規(guī)定的責任和職權，是臣下必須遵從的規(guī)范。第二，申不害強調“法”下用“術”。“術”是君主的專有的統(tǒng)治方略，它隱藏于君主心中，是駕馭臣下的秘訣，而“法”是公開的，是君臣皆要遵守的。申不害主張君王要“操殺生之柄”，即君主要掌握生殺大權，占據政權中的獨裁地位，而臣下要絕對服從于君主，即“尊君卑臣”。君主獨斷，才能杜絕大權旁落的現象出現。第三，申不害強調“陽術”與“陰術”并用。其“陽術”之一是“課群臣之能”，即對群臣進行監(jiān)督、考查和防范。申不害認為：“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故可以為天下主。”對臣下一目了然，才是聰明的統(tǒng)治。其“陽術”之二是公開要求臣下忠于職守、嚴守法令，嚴防臣下篡權奪位。其“陰術”之一則是，設一些耳目，君王方能及時了解、掌握臣下的行動狀況；其“陰術”之二是以巧妙的方法來欺瞞臣下，讓君王不為臣下所知曉，這能保持君王的神秘性。
申不害推崇君王用“術”，對于矯正早期法家管理謀略在執(zhí)法中的僵化和生硬是有一定的意義的，申不害重視講究統(tǒng)治策略和方法，但是，他卻走向另一個極端，讓君王暗中偵察大臣，以及欺瞞臣下，這是對大臣的不信任，大臣也會反過來以此方法對待君王，這是得不償失的。
最后，韓非子把法家的管理謀略系統(tǒng)化了。韓非原為韓國公子，早年曾師從于荀子，但是，后來韓非的思想與荀子的儒家思想區(qū)別開來，成了法家的重要代表，他把法家謀略思想作了系統(tǒng)化的發(fā)展，代表著法家思想的最高階段。
韓非畫像
韓非把儒家理論作為批判對象，在他看來，詩書禮樂或許會將人培養(yǎng)成具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有德性的人，但是，這是對人的本性的侵害，韓非說：“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有民如此，先古圣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將安用之？”（《說疑》）韓非繼承了荀子的“性本惡”思想，主張“性本貪”理論，他認為民眾的本性是“惡勞而好逸”，儒家的修養(yǎng)學說，是一種對于人性的欺瞞，掩蓋人的本性。韓非繼承了《老子》思想，《韓非子》中包含了相當一些老子的觀點。韓非著有有《解老》和《喻老》等著作，韓非受到老子的的影響是比較大的，馬王堆帛書有“道生法”的說法，認為法家來源于道家，這不是沒有道理的。比如，老子“人君南面之術”被韓非子發(fā)展為冷冰冰的法家權謀。
戰(zhàn)國末期，韓非集秦、晉法家思想之大成，將商鞅的“法”，慎到的“勢”和申不害的“術”三者糅合為一，強調法家的管理謀略要以法制民，以勢立威，以術馭臣，將法治理論系統(tǒng)化，同時，韓非積極吸收道家思想，韓非主張加強君主集權，剪除私門勢力,“以法為教”，厲行賞罰，獎勵耕戰(zhàn)。
韓非在以法治國的理論前提下論“君道”，吸引了慎到的思想，比如，慎到曰：“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于法矣。法之所加，各以其分?！保ā渡髯印ぞ恕罚┯衷唬骸坝蟹ǘ日撸豢汕梢栽p偽?！保ā渡髯印ひ菸摹罚ｍn非積極吸取關于“任法而弗躬”和“事斷于法”的思想，堅持“法度”為上，認為君王需以“法”為治國的第一準則。同時，韓非又吸取了道家的思想，認為，君主該無為而治，“臣事事而君無事，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巳。故事無不治，治之正道然也”（《慎子·民雜》）。
韓非還強調法治應公平公正，反對君主“舍法而以身治”（《慎子·君人》），并強調“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慎子·君臣》），這是對法治徹底性的堅持，是古代“君道”管理理論的亮點。
在“君道”論的基礎上，韓非論述了變革與弒君的標準問題，韓非追問：誰才能確定變革的正當性呢？他在《忠孝》篇中尖銳地指出:“田氏奪呂氏于齊，戴氏奪子氏于宋。此皆賢智也，豈愚且不肖乎?” 在韓非子看來，在當時歷史背景下必須首先恢復和重建政治秩序,運用法、術、勢，信賞必罰，循名責實，才能打擊奸佞，維護君權的穩(wěn)固性。所以，田、戴皆乃“賢智”，這是對儒家“德政”思想的尖銳批判，代表了前秦法家的積極思想。
韓非結合變革論，還強調應時史觀和通權理念。他主張從社會歷史演變進程來看變革問題，認為“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務實“應時”才是改革的關鍵。治世不能務虛，而當務實，任何政治策略的實施均有利有弊，關鍵在于，治國者應當在萬變局勢中權衡利弊得失而作出抉擇。正如他所說的：“法有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為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薄俄n非子·八說》權衡利弊，果敢行動，這才是政治家的本色。
值得注意的是，韓非有不少名言至今還在流傳，而且因其深刻的哲理性而為人們所贊賞，哲理列出幾句，作為結尾，供讀者朋友們參考：
千里之堤，毀于蟻穴。（喻老篇）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難一篇）
欲速則不達。《外儲說左上篇》
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五蠹篇》
巧詐不如拙誠,惟誠可得人心?！墩f林上篇》
華而不實，虛而無用?！峨y言篇》
自勝謂之強。自見之謂明。
舉世有道，計入有計出（即處事要有原則，既應算計得道的，也應算計失去的）
治國該因天道而順人情，“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慎子·因循》）
君權行使的正義性在于為天下謀福利，“故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慎子·威德》）。
夫國治則民安 ,事亂則邦危。（《五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