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人不易成功，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們缺乏這樣的精神力和行動力：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知其不可知而知之。
——坤鵬論
一、兩種幸福觀
總的來說，《高爾吉亞篇》是兩種幸福觀的碰撞：
——蘇格拉底的靈魂幸福觀；
——波盧斯和克利克勒的世俗幸福觀。
其實，這兩種幸福觀從古至今一直碰撞不休。
而且，坤鵬論堅信，未來它們還會繼續(xù)這樣碰撞著。
因為人性不變！
蘇格拉底所指的幸福更多地指向內在的層面。
前面講過，柏拉圖認為靈魂是人的本質，只有讓靈魂好，人才能實現(xiàn)生活的最終目的——幸福。
而正義能夠給予靈魂健康和好，因此正義才是對靈魂真正的好。
那么，掌握正義的知識，行正義之事，便會讓靈魂和諧、凈化和寧靜，變得好起來，這樣才能真正得到真正的幸福。
波盧斯和卡利克勒所言的幸福則主要指向外在的層面，即世俗意義上的富貴榮華和聲色犬馬。
這種理解上的天壤之別，使得雙方從一開始就站在了兩個不同的層面上，討論的問題貌似是同一個，殊不知，認知上不小的錯位和鴻溝注定他們無法達成共識。
盡管蘇格拉底在辯論中成功地引導對手走向靈魂的內在幸福。
但是，坤鵬論相信，后者一旦從辯證法的漩渦中擺脫出來，回到正常生活后，便會立刻恢復其原有的信念。
比如：卡利克勒盡管被蘇格拉底的論證駁倒，卻依然表示：“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說的好像是正確的，蘇格拉底。但是我和許多人一樣，感到還沒有完全被你說服?！?/span>
而且，就像如今成功基本和財富畫著等號一樣，外在層面的幸福一直在世人心中根深蒂固。
即使通過論辯為內在幸福贏得口舌上的勝利，也難以讓所有人心悅誠服，特別是年輕人。
有位名人說過：最浪費時間的事就是給年輕人講經(jīng)驗，該走的彎路其實一米也少不了。
人就是這樣，別人怎么說都沒大用，講一萬句不如自己摔一跤，眼淚教你做人，后悔幫你成長，疼痛才是最好的老師。
兩千多年前的蘇格拉底或柏拉圖同樣也面臨著一樣的苦惱。
所以他最終也只能訴諸權威和信仰，甚至神話。
他先是說：“如果你聽我的，那么你會跟著我來，生前死后都能獲得幸福?！?/span>
接著他又以一個關于死后審判的神話來完成自己的論證，告訴人們：“所有這些在你看來可能都像是無知老婦的荒誕故事，你會藐視它。如果我們的探索能夠在某個地方發(fā)現(xiàn)更好的、更真實的解釋，那么藐視它可以說是不足為奇的。”
細想之下，這里面透露著很多很多的無奈。
縱觀柏拉圖的著作，我們可以將《高爾吉亞篇》視為《理想國》前奏，因為它們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主題都與正義和幸福相關；論辯的對象都包括智者在內；波盧斯與格勞孔的觀點頗有相通之處；卡利克勒與色拉敘馬霍斯的觀點和表現(xiàn)極其神似……
而且在《理想國》中，柏拉圖開始試圖將靈魂幸福觀和世俗幸福觀融合起來。
在那篇對話錄中，他這樣講道：
正義者不僅可以獲得靈魂的和諧寧靜，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只要愿意，就可以治理自己的國家，要跟誰結婚就可以跟誰結婚?！?/span>
而不正義者不僅靈魂混亂無序，而且還會遭受世俗的懲罰，“他們即使年輕時沒有被人看破，但大多數(shù)到了人生的最后會被捉住受到嘲弄，他們的老年將遭到鞭笞，受到一切你正確地稱之為野蠻的那些處罰，還有拷問、烙印?！?/span>
這簡直就是典型的威逼利誘，發(fā)誓賭咒。
這樣真的好嗎？！
不得不承認，哲學與宗教，往往只有一步之遙。
而且，宗教就喜歡柏拉圖這樣的調調兒，后面歐洲歷史和西方哲學史也充分證明了這點。
二、正視高爾吉亞
西方哲學史中，智者派是被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最無情批判的哲學學派。
他們被認為只關心說服的技巧，不關心正義，只在乎自己的利益，具有虛無主義思想，毀人不倦，害人又害己。
除了《普羅泰戈拉篇》、《高爾吉亞篇》這兩部書名就指名道姓的著作外，智者派沒少在柏拉圖其他對話錄中充當反面角色。
另外，據(jù)記載，亞里士多德也曾有作品批判過高爾吉亞的理論，可惜今已遺失。
不過，坤鵬論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柏拉圖批判高爾吉亞以及智者派，但并沒有否定他們的主要工具——修辭學。
他只是認為修辭學應該用在探求關于事物本性和原因的知識，并將這種知識進行實踐的運用，追求真理，使正義在公民的靈魂中扎根，消除靈魂中的惡，致力于改善公民的靈魂。
所以，柏拉圖在后面的《斐德羅篇》再次談到了修辭學，將其與辯證法（即哲學）聯(lián)系了起來。
其含義就是，哲學是尋找真理，修辭學也該如此，并且可以如此。
可以說，正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造成了高爾吉亞是西方哲學史反派的印象。
我們看到的是，對他的意義評價幾乎都是消極的，比如：他蠱惑年輕人的心靈，影響了修辭學的發(fā)展，破壞了人們對真理的追求。
但是，誰都無法否認高爾吉亞的三個觀點的偉大：
——無物存在；
——即使有某物存在，它也無法被認識；
——即使它可以被認識，也不能被表達。
它們也是高爾吉亞在西方哲學史中的最大貢獻。
他運用巴門尼德極其繁瑣的邏輯論證方法，顛覆了巴門尼德借邏輯肯定的“存在”及其邏輯自身。
可以說，他是從巴門尼德的邏輯本身出發(fā)來否定巴門尼德哲學的第一人。
坤鵬論認為，如果沒有像高爾吉亞這樣敢于懷疑所謂真理的人，人類的哲學將會變得索然乏味，根本對不起它愛智慧的美名。
因此，高爾吉亞的哲學思想不僅僅在語言學上有意義，還應該在哲學史上獲得一個重要的位置。
并且，他對同時代的人確實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追隨者幾乎可以成為一個學派。
可惜的是，后人卻因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對他的思想研究大為缺乏。
坤鵬論認為，高爾吉亞和中國一位古人很相似，他們對人類思想史最大的貢獻便是懷疑和批判精神。
這位中國古人就是莊子。
他們都處于外部環(huán)境激烈動蕩，各方勢力錯綜復雜，舊有制度被新制度不斷沖擊的時代。
他們都因“善辯”而著稱于世。
他們的辯論都是從相對主義立場出發(fā)，高度重視現(xiàn)象和感覺，質疑人的認識能力、語言的功用以及知識的可靠性，認為人的理性思維也具有相對性，否定檢驗真理的客觀標準。
最終兩個人都得出了“一切皆為虛妄”的結論，走向了不可知論。
他們將現(xiàn)象和感覺夸大為決定一切的東西，完全否定理性思維的觀念，也成為了相對主義、懷疑主義、個人主義、主觀主義、存在主義之源。
但是，誰也無法否認的是，他們思想中所蘊含的合理內核與可貴的懷疑和批判精神有力地驅動了兩千多年來東西方哲學的發(fā)展。
另外，莊子和高爾吉亞還有個很戲劇性的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都在否定了語言之后，卻依然在以語言的方式喋喋不休地言說。
而坤鵬論認為，兩個人最重要的共同點便是：都有各自的目的。
也正是目的的不同，導致了他們思想觀念的最大差別。
莊子對現(xiàn)實的一切都懷疑，對一切以感知為基礎的認識和知識都予以否定。
也就是說，凡是人感覺范圍內的東西都加以懷疑。
但是，他從來不懷疑“道”的存在，不懷疑得“道”的可能性。
從這點來看，莊子的懷疑論就像為了“道”而去鏟除掃清其他所有的手段。
高爾吉亞的懷疑論則是以放棄哲學，學修辭學為目的的。
他不僅否定對存在的認識和語言的功用，而且對存在本身也予以否定，沒有存在就沒有真理，因此，愛智慧，尋找真理的哲學是沒有用處的。
既然世間都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真理，那么說服別人，讓他們相信自己所說的就成為了可能，也就是說，對錯全憑嘴，運用修辭學完全可以翻手為云，覆手為雨。
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沒有絕對真理，也就是沒有絕對的對錯，那么，就不用操心使用修辭說服技藝的目的是好還是壞了。
所以，高爾吉亞雖然也否定了語言的功用，但是并沒有否定“辯”的作用，甚至認為，以說服為目的的修辭學才是人們唯一需要學習的專業(yè)知識領域。
到這里，我們僅僅從莊子和高爾吉亞對語言的不同觀點就能看出中西方哲學差異的端倪。
高爾吉亞否定了存在、認知和語言的一致關系。
語言與存在不一致，也就不受存在的束縛。
那么，語言就可以擺脫了一切感官而唯一地單憑它的邏各斯來傳達概念。
這就意味著，語言自身獲得了獨立地位而成為人們所專門研究的對象，比如：修辭學。
因此，我們可以說，高爾吉亞為西方語言學的發(fā)展拉開了序幕。
而莊子在否定了語言的功用后，直接排斥了語言分析、邏輯思維，輕視“辯”的理性與語言的認知功能和邏輯功能。
當然，事情都有兩面性，莊子的思想又破除了人們在理性認知層面的偏執(zhí)，將人們引導到了心齋坐忘，唯道集虛的更高認知層面，這也可以說是語言之外的一次更高超越。
莊子和高爾吉亞的差異，其實就是中國與西方在哲學、語言、思想傳統(tǒng)、社會文化等差異的縮影，以及產(chǎn)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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