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王安石和蘇氏父子三人不是一路人，在政治上，王安石是改革派，而蘇軾是保守派。
此時蘇老泉已經(jīng)魂歸故里，蘇轍也被趕到陳州從事教育工作了，只剩下蘇軾還在京城和王安石死扛。
王安石深切地感受到，蘇軾非常難纏。他的背后，站著韓琦、歐陽修、張方平、范鎮(zhèn)、司馬光等一摞保守派大將。而其本人戰(zhàn)斗力爆棚，能言善辯，下筆千言。最為致命的是，他在斬獲制科考試歷史最高成績?nèi)群?，名播四海，甚至贏得了神宗的特別青睞。
面對權(quán)勢熏天的王安石，蘇軾不是避其鋒芒，不是防守反擊，而是主動出擊，一次不行，再來一次，不折不撓，勇往直前。
在1069年十二月的長篇奏章《上神宗論新法》石沉大海后，蘇軾于次年三月再度連上兩封頗有影響力的奏章，對新法和當前時政發(fā)起猛烈攻擊。
或許有讀者問，為什么選擇這個時間呢？
當然有原因。
1070年正月，保守派蠢蠢欲動，醞釀對新法發(fā)起攻擊。二月初一，帝國重臣韓琦上疏神宗，吹響了圍剿青苗法的號角。接著，司馬光、范鎮(zhèn)、呂公著、文彥博、曾公亮、陳升之、趙抃、李常、孫覺、程顥、張戩、劉攽等人紛紛參與了對青苗法和王安石的群毆。
蘇軾的第一封奏章便是這個時候遞交上去的。
在這封奏章中，蘇軾依然不改秉筆直言的風格，無論皇帝還是宰相，迎頭便是一頓猛尅:
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法，皆不與治同道。主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嗟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陛下以為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為此法譬之醫(yī)者之用毒，以人之死生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
意思是，陛下去年以來推行的新法，都不是治國安邦之道。設(shè)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派遭推行青苗法的常平使者，斂征助役錢，推行均輸法，導(dǎo)致全國上下動蕩不安，怨聲四起。自宰相以下的官員都知道這些舉措行不通，卻沒有人敢于據(jù)理力爭……陛下認為青苗法可以在京東路、淮南路、河北路試行。我認為這種做法如同醫(yī)生試用險毒之藥，用人的生死測試藥效不明的藥方。難道那三路的老百姓不是大宋純潔善良的子民嗎？為何試以如此糟糕的青苗法？當下的變法舉措，小范圍實行則小敗，大范圍實行則大敗。如果不惜代價全面、深入推行，那么禍亂、衰敗將隨之而來。
這封奏章本身并沒有新意，其目的無非是在大家群起而攻之的時候，也緊跟而上，砍上幾刀，放幾支箭。王安石很快又抓住了神宗的心，迅速化解了危機，蘇軾這封奏章的作用極其有限。
第二封奏章與當年的科舉考試有關(guān)。
1070年三月，殿試結(jié)束后，朝廷錄取了正奏名進士355人，其中狀元為葉祖洽。
蘇軾很憤怒。
最初，神宗準備讓蘇軾擔任考官，但王安石以蘇軾政治立場有問題為由，予以勸阻。最終，蘇軾成為編排官，負責初擬進士名次。
按照編排官確定的名次，第一名是上官均，第二名是葉祖洽。
現(xiàn)在，葉祖洽在神宗的直接干預(yù)下，來了一個乾坤大翻轉(zhuǎn)，獨占鰲頭。蘇軾清楚，神宗為何對葉祖洽青眼有加。
葉祖洽在策論中有“祖宗以來至于今，紀綱法度，茍簡因循而不舉者，誠不為少”“忠智豪杰之臣合謀而鼎新之”等頌揚變法之語，這足以讓神宗和王安石心花怒放一陣子。
但在蘇軾看來，這是靠阿諛奉承登上更高臺階。他質(zhì)問道：“葉祖洽靠詆毀祖宗諂媚皇帝而奪得狀元，這怎么能促成風清氣正的氛圍？”。
以現(xiàn)代眼光看，舉子在策論中頌揚皇帝、支持變法并沒有什么不妥，至少不至于成為不可原諒的錯誤。而蘇軾不這樣看，他認為殿試的取舍標準是天下讀書人的風向標，不敢指陳朝政闕失已是失職，而讓阿諛諂媚之輩高居榜首則更會壞了規(guī)矩。
為此，蘇軾上奏，要求黜落葉祖洽的狀元。同時，他還為天下舉子寫了篇示范策論——《擬進士對御試策》，指指點點——策論應(yīng)該這樣答，文章應(yīng)該這樣寫。
可惜，這只是你蘇軾的觀點，他人未必認可。
當神宗將這篇策論給王安石看后，王安石說：“蘇軾才學出眾，可惜所學不正。現(xiàn)在因為不如其愿，說話如此放肆，建議立即將他貶黜。”
當時的宰相曾公亮說：“蘇軾只是政見不同，沒有什么可以追究的。”
幾天后，王安石又對神宗說：“怎么還沒有貶黜蘇軾？難道是憐惜他的才華嗎？這好比馴服烈馬，要先減少草料，再予以鞭打，才能讓它服服帖帖，此后方可任用。像蘇軾這號人，不修理一下，消磨其怨恨之意，怎么能為陛下所用？況且像他這樣的人，其才學能為朝廷所用的少，任用不當?shù)満O大，陛下不能不全面了解、分辨??！”
這句話道出了王安石對蘇軾的基本認識，不加以磨礪、調(diào)教，挫其棱角，即使才高八斗，也不能予以重用。
必須承認，剛過而立之年的蘇軾的確個性張揚，只認是非對錯，不看對象。所以，當李定追服之爭熱鬧開場時，他也摻和進去了——當然，此時他還不知道，若干年后，李定會因此把他往死里整。
前文已敘，李定追服之爭恰好發(fā)生在大孝子朱壽昌尋母成功的故事四處傳揚之時。為此，文人騷客紛紛吟詩抒懷，蘇軾同志當仁不讓，也寫了一首題目特別長的詩——《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jīng)，求之五十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在這首長達二十句的七言詩中，蘇軾用了四個典故來稱頌朱壽昌的“棄官尋母之孝”。而在這首詩的結(jié)尾，蘇軾這樣寫:
西河郡守誰復(fù)譏，潁谷封人羞自薦。
此處的西河郡守指戰(zhàn)國時期的名將吳起，此人雖然名齊孫子，卻在母親去世后沒有奔喪守孝，為世人恥笑。潁谷封人指春秋時期的穎考叔，著名的孝子賢臣。在這里是說朱壽昌與世無爭，自己是郎中的官階，卻寧愿擔任崗級較低的河中府通判，以便養(yǎng)母。
這兩句用了兩個典故，形成了強烈對比，暗諷李定，附帶影射王安石，而贊頌朱壽昌。
此時，蘇軾粉絲無數(shù)，他的詩文萬眾矚目。這首詩當然也不例外，問題是，詩無達詁，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李定自然沒有勇氣找上門來，怨恨只能壓在心底。
1070年6月，范鎮(zhèn)推薦蘇軾出任諫官。
王安石怎么可能讓蘇軾到臺諫官的位子上？絕不可能。
王安石被徹底搞煩了！為了阻止任用你蘇軾，我費了多少氣力。
1069年5月，神宗想任用蘇軾編修中書條例，王安石阻止。
同年六月和十月，張方平、司馬光先后舉薦蘇軾擔任諫官，王安石阻止。
同年十月，神宗想拔擢蘇軾任同修起居注，王安石阻止。
現(xiàn)在，你范鎮(zhèn)又舉薦蘇軾擔任諫官，還沒完沒了??！必須給你們當頭一棒！
1070年8月5日，謝景溫彈動蘇軾，說他1066年為父親蘇洵服喪，扶樞回鄉(xiāng)時，利用官船販運私鹽、陶瓷、木材等。
謝景溫是誰？他是王安禮的大舅子，時任侍御史知雜事。所以，地球人都知道，他只是一柄刀——王安石手中的刀。
突然翻出四年前的舊事，意欲何為？
目的很簡單，第一，搞臭蘇軾，阻止其擔任諫官；第二，如果查實蘇軾的問題，就可以順帶把舉薦人范鎮(zhèn)拉下馬。
這一招夠狠！
于是，一場聲勢浩大的行動拉開大幕，直接下派七路調(diào)查人員。
這是典型的殺雞用牛刀，小小的蘇軾值得花費這么多人力物力嗎？答案是：值得！
蘇軾官階不高，卻在士林之中擁有巨大影響力，甚至俘獲了宋神宗這樣的頂級粉絲，已然成為保守勢力少壯派的代表，在與變法派的斗爭中，屢屢充當先鋒角色。這樣的對手豈能聽之任之？必須一矢中的！
幾個月調(diào)查下來，謝景溫等人最終沒有獲得蘇軾嚴重違法違規(guī)的證據(jù)，而司馬光、范鎮(zhèn)等人全力為蘇軾辯誣。結(jié)果，這樁熱熱鬧鬧開場的反腐敗行動草草收場。
當然，王安石也不是一無所得。
至少有兩點收獲。第一，神宗對蘇軾的印象大打折扣，神宗甚至直接對司馬光說：“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钡诙?，蘇軾的個人聲譽受到一定程度影響，銳氣已挫。
雖然躲過一劫，但蘇軾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已成為變法派的眼中釘、肉中刺，處于危險境地。你在明處，人家在暗處，什么時候找準你的破綻，從后而來一悶棍，你就OVER了。再說，朝堂之上哪里還有知音？韓琦、歐陽修、張方平、范鎮(zhèn)、司馬光、李常、孫覺、滕甫、劉攽、蘇轍統(tǒng)統(tǒng)走了。走吧，走吧，人生難免經(jīng)歷苦痛掙扎！
主意拿定后，蘇軾向朝廷請求出任地方官。
對于大才子蘇軾的請求，神宗雖然有點不舍，卻清楚這是當下最合適的安排。于是，他批示：“與知州差遣”，意思是，安排蘇軾擔任知州。
而王安石不愿意看到保守派增加一個獨當面的人物，盡管蘇軾的資歷足以擔任知州。所以，宰相衙門提出的建議是：“通判潁州。”
神宗也不多說，直接改了個字：“通判杭州。”
北宋的府、州、軍行政級別不盡相同。一般，府比州高，州比軍高，而同為府州又各有分別。譬如，開封府高于其他三個京府，而京府又高于次府。州分為都督州、節(jié)度州、觀察州、防御州、團練州、軍事州，以大都督州的州格最高，依次遞減。杭州是東南第一大都會，系都督州，通判的資序相當于其他州的知州，而潁州當時只是防御州。這也和現(xiàn)在的情況差不多，有正省級的直轄市，也有副省級城市、地級市、縣級市，甚至有鎮(zhèn)級市。副省級城市副市長和一般設(shè)區(qū)市市長實為同級別。也就是說，盡管謝景溫彈劾蘇軾販運私鹽，盡管王安石指斥蘇軾政治立場錯誤，但神宗依然對蘇軾高看一等，厚愛一分，修改了宰相衙門的提議。
1071年6月，塵埃落定，蘇軾被任命為杭州通判。
（本文選自鄒曉春新著《王安石突圍》，原題為“干掉蘇軾的N個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