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主張變法的蘇軾，在變法初期果然好“故為異論”，最終變成了激烈的反對派、舊黨中的一員。當年四月，王安石準備科舉興學校，正好是蘇軾職責分內，憋了幾個月的他總算逮到了機會，在五月上 《議學校貢舉狀》，對新法放出了第一炮：“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為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痹娰x取士到底有用沒用，其實舊黨心里門清，司馬光也對詩賦取士不以為然，這姑且不談。此事可笑在于，當年蘇軾你不是在 《進策》把變法喊得震天響，又是“課百官、安萬民”又是“厚貨財、訓軍旅”嗎？怎么此時就“祖宗之法不可變”了？這不是坐實了王安石對你的看法，覺得你自恃聰明為了反對而反對嗎？實際上，不少后人也察覺了蘇軾此時“故為異論”，朱熹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凡荊公所變更者，初時東坡意欲為之。”“如東坡以前進說許多，如均戶口、較賦役、教戰(zhàn)守、定軍制、倡勇敢之類，是煞要出來整理弊壞處。后來荊公做出，東坡卻又盡底翻轉，云也無一事可做。”
以“變風俗，立法度”為志，王安石對仁宗以來因循守舊的政局極為不滿，一上臺就以激進強硬的作風推行變法，設立新機構，提拔青年官僚，從而引起北宋政壇大分裂。特別是統(tǒng)治階級內部本身就存在相當多的政見、意氣、南人北人、新進老成、權位、學術文學分歧，以及私人恩怨的情況下，變法本就容易滑向黨爭。而在此過程中，蘇軾對新法的種種所作所為，其實頗值得商榷。在《議學校貢舉狀》之后，蘇軾獲得神宗的召見，各種對新法的小動作也多了起來。八月，他借任國子監(jiān)舉人考試官之際，出題暗諷王安石；到了熙寧四年，經(jīng)過長期試探，蘇軾終于按捺不住，先后以 《上神宗皇帝書》和 《再上皇帝書》，對新法和王安石發(fā)起了全面的挑戰(zhàn)。
在 《上神宗皇帝書》中，蘇軾將變法內容逐條批駁，大肆批判，將其說得無一絲一毫可取，而在 《再上皇帝書》中，蘇軾更是直接對王安石個人展開了攻擊，直斥當朝宰相、官場前輩為“ 小人”“茍容之徒”，猶如懷亂西晉的“賈充”?？梢哉f，此兩書一上，蘇軾反對新法的性質已經(jīng)完全改變，他不再是出于“制科人習氣”對執(zhí)政者提出建設性的批評，而是站在完全反對 “新法”立場，力圖證明其全盤錯誤，開始扮演 “舊黨”發(fā)言人的政治角色了。特別是《再上皇帝書》，蘇軾上此書時正值守舊派重臣韓琦、歐陽修反撲，歐陽修連章言青苗法之害，逼得王安石居家不出。蘇軾在文中激烈攻擊王安石人品道德，無疑是在配合韓歐施加壓力，意圖迫使王安石罷相。更要害的是，蘇軾在文中以滔滔雄辯之風將新法之害渲染得昏天黑地，但縱觀全文，其中觀點不乏為了反對而反對，刻意回避新法益處，純言意識形態(tài)是非。朱熹對此就非?？床粦T，批評他“為文論利害，如主意在那一邊利處，只管說那利。其間有害出亦都知，只藏匿不說，欲其說之必行”。
朱熹看得出的事情，王安石當然也看得出。變法大爭論進入白熱化，蘇轍無法在“三司條例”中安坐，寫了一封措施激烈的奏章請辭。神宗皇帝看完奏章深感不解，就問王安石：“轍與軾如何？觀其學問頗相類?！蓖醢彩瘎t回答說：“軾兄弟，大抵以飛鉗捭闔為事?！毖韵轮猓麄儍蓚€嘴皮子厲害，辯經(jīng)是好手，但干實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作為執(zhí)政者，他也實在沒辦法放下變法大業(yè)來和蘇軾耍嘴皮辯論，況且辯來辯去也無非都是空對空，還不如請?zhí)K軾去地方上體驗生活再來說新法是非。因此到了熙寧四年四月，他便借謝景溫無中生有地彈劾蘇軾販賣私鹽事，將蘇軾踢出京城，發(fā)配到杭州當通判去了。當然，此事王安石也做得不太光彩，但從側面也反映出當時蘇軾的上書攻擊對他影響之大，以至于他已沒耐心同蘇軾耗下去，不惜以空穴來風的罪名除之而后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