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約會議雖然聚集了全世界各國政府和NGO組織的代表，但人類活動導致氣候變暖學說終究還要蓋上科學大印來獲取國際公認的合法性。IPCC從1990年就啟動了第一份評估報告的進程，這份報告中的核心部分（即工作組I，著力描寫科學部分，也是接下來的兩個工作組——經濟社會后果評估組和措施建議組的工作起點）由眾多學者的段落拼接而成（[1]），需要經過眾多“評估人員”的審查和反饋（這也是所謂“IPCC報告是經過了2500名‘科學家’審查而得到的共識”的由來）。而這批報告的撰寫選取的材料和審議并不限于狹義的氣候科學家，事實上，大量材料出自一大批國際“環(huán)境保護”NGO之手。數年后的第二次評估報告重復而且加深了這套手法。這樣的手法從一開始就引發(fā)了眾多氣候科學方面的科學家的抗議，包括麻省理工學院（MIT）的氣候學家林森（Richard Lindzen）、專門研究極端氣候的帕特里克（Michael Patrick）、美國國家科學研究會前主席賽茨（Frederick Seitz），以及掌握衛(wèi)星測得的溫度變化數據的NASA科學家斯賓塞（Roy Spencer）等等。IPCC報告的編輯和總結基本由前面所提到的瑞典人鮑林、英國水文局局長霍頓以及前全球變冷活躍鼓吹者施奈德控制。這樣的科學壟斷在未來20年仍然反復發(fā)生，2010年，美國著名物理學家劉易斯（Harold Lewis）因為被拒絕召開人類活動導致氣候變化理論的正當性討論會而憤然退出美國物理學會，震驚全美科學界，就又是一個典型例子。
不過，經過辛苦搜集后的證據并不足夠強健，從本質上難以支撐人類活動導致氣候變暖的論斷（[2]）。這里的關鍵正在于在有系統溫度觀測之前的古代氣候。如果古代氣候比今天的溫度都高，那么20世紀10年代-40年代和20世紀70年代后期-90年代所記錄的溫度上升過程就不能被立即證明是由同期上升的二氧化碳濃度導致的結果（[3]）。當然，古代氣候沒有數據記錄，所以只能靠種種統計學方法還原，而IPCC的第一份報告恰恰給出的歷史溫度還原曲線是這樣的：
圖：IPCC第一次評估報告的千年溫度變化圖（該圖仍然把1940-1975年的溫度下降期給抹掉了，即便如此，還算比較老實的展現了中世紀暖期和近代小冰期）
這也就意味著，IPCC留著一塊無法圓說的最大心病。盡管科學基礎高度脆弱，這并不妨礙第一份評估報告和第二份評估報告用不斷強化的語言果敢論斷：“IPCC認為必須要減少60%以上的人類活動溫室氣體的排放以把二氧化碳濃度水平穩(wěn)定在目前水平（以防止局勢進一步惡化）”。（[4]）挾IPCC評估報告的“碳運動”遂直指1997年京都會議。其實，此刻“碳科學”的核心對決尚未上演——戲劇性的一幕還要再等待10年。但這已經抑制不住碳金融的沖動了。
1992年，在里約熱內盧會議期間，一個叫桑德爾（Richard Sandor）的大會與會者正在海灘上曬太陽，突然，他有了一個絕妙的主意，這個生意能夠將剛剛召開的里約熱內盧會議的UNFCCC的潛臺詞轉化成滾滾財源。這個桑德爾和科學一點關系都沒有，他是1973年芝加哥期貨交易所中利率期貨合約的發(fā)明者。80年代，隨著美國里根政府上臺，經濟學自由放任學說重新占領輿論市場，污染排放權交易被廣泛宣傳（[5]），聯合國的斯特朗先生雖然出生左翼家庭，但身經商場百戰(zhàn)深喑時代趨勢的他卻搖身一變，順勢成為環(huán)境污染權交易的主要政策推動者，而這位桑德爾則是親身游說者和實踐者，1990年，積累了經驗和人脈的他推動美國國會通過《清潔空氣法案修正案》，將污染物二氧化硫的排放權變成了可交易的商品。那么，他在里約熱內盧的沙灘上所想起的，就是把二氧化碳定義為污染物，讓二氧化碳排放權變成一種商品并制造相應的期貨、期權等衍生品。
桑德爾的想法就是后來的所謂碳交易，或碳金融的原型。所謂碳交易，原來并不復雜，可簡稱為“設總量上限然后交易”（Cap and Trade），每個經濟實體（分配到企業(yè)）都有一個碳排放的上限，超過了這個上限就要購買碳匯，而碳匯則從其他碳排放低于其限額的實體那里購買。這是碳交易的基本原理。換句話說，二氧化碳或其他被認定的溫室氣體排放權變成和石油一樣的必需商品，它被賦予一定的價格。在這個價格變量的基礎上再發(fā)展衍生品交易合約。桑德爾的想法就是建立交易所，交易碳排放權本身及其衍生物。
金融衍生品交易合約（期貨或者期權）的發(fā)明從總體上來說是一個重貼標簽（Re-Labeling）的過程，即不過將一個合同中的變量A的名字符號換成另一個合同中的變量B，再按照具體的環(huán)境做一些法律上的調整變通，其余不變，定價機理也完全一樣，一個新的金融產品（合約）就這樣創(chuàng)造出來了。所以理論上，任何其數值可以變動的變量，都可以成為合約的對象。在實踐中，一個變量能夠成為人們可接受的交易對象，一定是在于這個變量有意義——經濟意義。因此，只要政策變通，與這個變量（如氣候議題的二氧化碳）本不相關，對這個變量所在議題也毫不關心的金融工程師就可以大舉進入，當你聽到某家投資銀行（比如花旗集團）的氣候變化“產品”首席架構師對于氣候變化議題一竅不通的時候，是大可不必驚奇的——他就是從其他衍生品的辦公桌（Desk）上給調動部署過來如法炮制這筆新生意的。
桑德爾雖然想到了這個主意，但是他的行動要拖到2003年才付諸實踐。而京都議定書在1997年就吸收了這個碳交易“設總量上限然后交易”（Cap and Trade）的思想，并設立了三套減排機制，其中兩套涉及碳交易，一個是發(fā)達國家（具有減排義務的國家）之間的互調有無（Join Implementation，簡稱JI），一個是發(fā)展中國家（無義務國家）和發(fā)達國家之間的買賣。后者又叫清潔發(fā)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簡稱CDM），交易的對象即為碳匯（Carbon Credit）。此時世界上的確冒出來了第一個吃螃蟹的實體，而且來頭巨大，這就是后來大家都知道的能源-金融企業(yè)安然（Enron）。
如果說桑德爾推動了二氧化硫污染權交易市場的產生，安然就是其中如魚得水的大玩家。安然本來是一個天然氣管道網絡公司，它為什么要進入這種帶有金融性質的交易領域呢？安然從修管道進入天然氣開采的公司，再進入天然氣應用領域——發(fā)電，修了發(fā)電廠，立即和二氧化硫打上了交道。他很快發(fā)現從二氧化硫金融化交易中有利可圖，不久之后，他又利用美國電力系統改革的機會，把電力變成了集中交易的商品，將自己變成了電力的商品交易場所，從而蛻變?yōu)橐粋€橫跨能源和相關衍生出的金融領域的多元化巨頭。
金融化總有那么幾個步驟：一，將某種物品的交易標準化、頻繁化，；二，建立一個存量池，而最早參與頻繁交易的實體就變成做市商。實際上。占有先機者往往在后來形成的金融市場中成為老大，甚至能夠在特定的市場中占據具有影響力的主體地位，這種買入賣出的價差可以給做市商帶來豐厚的利潤。80年代美國垃圾債券繁榮與危機的興衰過程中的“垃圾債大王”米爾肯（Milken）就遵循了這樣的道路：引誘——成型——主導——獲利（Lure\Make\Dominate\Profit），米爾肯的交易臺就是垃圾債券的中心市場，這個主導者控制了市場的定價、買賣的差價。所以說，先進入并成為主導者，將使得你在未來這個市場成為普遍的、眾多經濟實體都要參與的游戲格局的時候大大的占據有利地位，而二氧化碳，是和每個人，每個經濟實體都相關的，無法擺脫的市場，既如此，安然為什么不提前殺入布局呢？即便安然自己似乎屬于傳統能源行業(yè)，這又有什么關系呢？另外，京都議定書最大的限制的火電是煤與石油發(fā)電，安然所屬的天然氣發(fā)電領域反而會因之收益，而且安然在第三世界的發(fā)電廠資產和人際關系比較多，不受影響甚至可以直接搞CDM獲取額外財富。
一般說來，傳統能源企業(yè)與共和黨走的比較近，與共和黨領導人的私人關系也比較好。安然的總部在德克薩斯州的休斯頓，本來和布什一家關系很鐵，但是自從克林頓-戈爾上臺以后，它和戈爾打得火熱，戈爾甚至親自為安然游說外國政府（不過目的看起來和自己的氣候變化理論差的有點遠，這個游說是為了在非洲建安然投資的火電廠）。而安然則非常積極的游說政府簽署京都議定書，它是彼時國際碳運動碳政治中最大的公司捐助者，直到小布什上臺仍然如此。然而安然的這種態(tài)度自然惹惱布什及其相關的石油利益集團。因此，當2001年下半年安然因為財務造假而陷入困境的時候，美國布什當局不加任何理睬，很快，安然覆滅了。它的CEO雷（Kenneth Lay）在2003年死于獄中。安然成為碳金融的第一位先烈。
圖：安然是人類活動導致氣候變化的第一個企業(yè)支持巨頭
到京都議定書為止，真正能給氣候變化“一錘定音”的科學基礎還沒有出臺——換句話說，“20世紀是1000年或者更長時間溫度最高的一個世紀”這個論斷還不能落實，另一方面，在政治上，京都議定書還有待各國的通過，條約本身也需要獲得美國和俄羅斯中一個國家的批準，才能達到批準國家在1990年時的溫室氣體總排量占當時世界總排量55%標準的國際生效下限?？偠灾┒甲h定書的“碳科學”沒有落實，碳金融的國際法律效力基礎也充滿不確定。所以在會議后的相當一段時間內，碳金融中的碳匯（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CER）都并沒有被賦予價值。安然出師未捷身先死，倒在了“曙光”到來的前夕。
[1] 一般每人寫1-2頁。
[2] 這一時期變暖派的證據主要是漢森的計算機模型和通常人理解的二氧化碳溫室效應機制，因此，這一時期的質疑也針對的主要是計算機模型和氣候機理本身，例如斯賓塞質疑就是因為就是NASA實際衛(wèi)星測量數據與模型預測的不同，而林森的質疑則源于溫室效應的主要氣體其實是水蒸氣而不是二氧化碳，帶來的反饋機制這使得整個動力系統高度復雜，簡單的模型有夸大誤導的效果。對辨雙方表現出在分散領域多點角力的特征。戰(zhàn)場尚未聚焦——因為IPCC本身就沒有看起來算堅實的依據。
[3] 在西方，英國中世紀生產葡萄和維京人殖民格陵蘭的記憶都在暗示中世紀有一個很溫暖的時期，而我國唐朝時期的歷史記載和出土女俑的輕薄服飾也在暗示那個時候的溫度很可能比較高。
[4] 在第一份報告的數百頁正文中，有著大量由很多技術專家所撰寫的強調人類活動導致氣候變暖學說尚不確定的內容，但這些內容無一在總結篇（Summary）中出現——原因在于，總結是由IPCC主席霍頓起草的。
[5] 污染排放權交易的理論鼓吹者包括新制度學派領袖科斯以及流行經濟學家弗里德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