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高貴的君王叫成吉思汗，
在他的那個時代威名遠揚，
任何地方，任何區(qū)域，
都不曾出現(xiàn)過這樣一位杰出的萬物之王。
——喬叟《坎特伯雷故事集》1395年
當提到“成吉思汗”這個名詞時，我們到底在談論什么？
一個叫“鐵木真”的人？一個蒙古帝國的大汗？一個偉大的軍事領袖？還是一個窮兵黷武的征服者？
……
或許這些“標簽”都對，因為這些標簽正是成吉思汗本身所具有的顯著特點。但是，“標簽”并不能代替成吉思汗的全貌，“標簽”也不能概括他跌宕起伏的人生，“標簽”更不能準確評價他的歷史地位與歷史影響。正如盲人摸象，以偏概全、以點概面的做法，難免讓人啼笑皆非。
但無疑，成吉思汗是一個有爭議的歷史人物。他曾帶領他的子孫創(chuàng)造了一個橫跨歐亞兩洲的輝煌帝國，其間展露了他令人驚異的指揮藝術和領袖品質，以致中外的有名之士對其多有贊譽；但是在他竭力擴張自己的統(tǒng)治版圖的同時，“兇殘的侵略者”、“嗜血的野蠻人”等帶著咒罵意味的稱號也降落在他的身上，被征服者們大聲指控著他的窮兵黷武和侵略罪行。
對一個歷史人物的評價之所以有爭議，可能與研究者的史觀、立場有關，但也可能與對歷史人物缺乏深刻地了解有關。前者因人而異，不予述說，但后者卻可以通過學者們嚴謹扎實的史料挖掘和研究來克服。
《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的作者杰克·威澤弗德正是看到這一點。他認為“在如此多的政治辭令、偽科學和學者式的想象之中，有關成吉思汗的真相仍持續(xù)地被隱藏著，表面上看來似乎已經失載”，因而他和考古學友人組建了考察小組，為尋找成吉思汗的歷史，穿越整個蒙古地區(qū)，行程超過一百萬公里，將來自十二種語言的最重要的第一手和第二手文本，跟《秘史》中的記載進行比較，最終根據(jù)已有的證據(jù)，盡力將零散的故事接續(xù)起來。且不說這樣的努力成功與否，只是就一個非母語的學術研究，一個面臨太多虛假文獻的考證研究而言，這種極其耗費精力和時間的努力以及為后人學術研究帶來的便利就足以讓人嘖嘖稱贊。
一個美國人，因為無意間發(fā)現(xiàn)的一本中國歷史書，從此與中國歷史結下了不解之緣。為獲取更多有關中國歷史的書籍，不惜頂著美國郵政部一次次發(fā)來的警告，仍然沉湎其中，無法自拔；當他想進一步了解中國，卻發(fā)現(xiàn)中文成為阻隔他的主要障礙時，心中的火種依然沒有熄滅，在專攻其他國家的歷史時與蒙古歷史碰撞出激烈的火花。多年之后，杰克終于有機會造訪中國，實現(xiàn)他探究“歷史的真相”和“今日生活的現(xiàn)代世界是如何肇始的”。
正如印度前總理 曼莫漢·辛格所說，“這是一本令人著迷的書”，當你讀完這本書時，或許你對當今世界之形成會有一番新的認識，對成吉思汗也會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更為客觀全面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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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國讀者
蒙古人統(tǒng)一中國之時，他們繼承了一種古代文明，并將之轉變?yōu)橐粋€現(xiàn)代世界：從北冰洋擴展到阿拉伯海，從太平洋延展至地中海。正如馬可·波羅在其作品中所明確指出的，在世界歷史上，從未出現(xiàn)過一個像中國皇帝治下那樣經久不衰、發(fā)達強盛的帝國。但是，不知何故，近幾個世紀以來，我們忽視了蒙古帝國，忽視了中國在我們今日所知的經濟、商業(yè)、政治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出生于南卡羅來納州的一戶農家，該州是美國最貧困的州之一。我們種了棉花、煙草、蔬菜，養(yǎng)了很多豬和雞。我家不通電，沒有廁所，也不接自來水，而且，因為我的祖父母沒有受過教育，所以家里沒有任何藏書。但是，在我上學之后，通過圖書館，我發(fā)現(xiàn)了一個新的世界。我并不是一個好學生：在本該做功課的時候，我卻想讀有關成吉思汗或馬可·波羅的歷險故事；我總能弄到關于蒙古人和中國的任何書籍。我從舊雜志上剪下反映商朝、漢朝歷史的圖片，開始制成自己的小冊子。如今回望人生，我意識到，從那時起，我就已經開始寫這本書了。
在某處看書的地方，我無意間發(fā)現(xiàn)一本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歷史書。我第一次看到來自亞洲視角的嶄新歷史。我需要更多的書，直到美國郵政部對我發(fā)出嚴厲警告：我正在接受中國的共產主義宣傳。他們拒絕給我遞送書籍，除非我在一份正式文件上簽字，承認自己有意接收那些包裹，要對其內容負責，并承認自己的行為可能是非法的，是對美國的威脅。我收到每一本書都要被迫簽署一份新文件。但這很值得。每簽一張表格，就讀一冊書；它們永遠改變了我對世界的看法。
我沉湎于此，無法自拔，下一步我想學中文，可是我的生活環(huán)境沒能提供機會。我碰到了最主要的一個障礙，只好放棄。我從未成為一名中國學學者，然而我心依舊。當我以人類學教授的身份開始執(zhí)教，專攻美洲部落對世界文化的貢獻的時候，蒙古歷史仍然在我腦海中迸出火花，中國依然讓我著迷。
到了20世紀80年代，我終于有機會造訪中國。走過精美高雅的紫禁城城門，漫步在莊嚴宏偉的天安門廣場，參觀令人驚嘆的西安出土文物，游覽蒼翠繁茂的南京園林，目睹熱鬧非凡的香港口岸，瞻仰歷史悠久的拉薩廟宇，此時此刻，童年夢想盡在眼前成真。接下來的十年，我得以訪問蒙古國和俄羅斯的蒙古地區(qū)，并繼續(xù)自己在中國的探索。我已年過半百，再當一回學生頗感勉為其難。雖然我不是亞洲學者，可我認為，過去西方學者把豐富多彩、生機勃勃的亞洲歷史束之高閣了。我有上當受騙之感，也為此而厭倦。我想知道歷史的真相，想真正了解我們今日生活的現(xiàn)代世界是如何肇始的。
我開始意識到，答案只能從元朝，更具體地說，只能從成吉思汗戲劇般的人生中去尋找。我下定決心寫一本自己想讀的書。
與今日世界相關聯(lián)的商業(yè)與外交起始于元代（1271-1368）。當時，貫穿中國和歐洲的絲綢之路，從一張連接貿易城鎮(zhèn)、綠洲的小型路網轉變?yōu)橐粭l高速公路。匈牙利的消息傳播到中國僅需六周；在蒙古軍隊和官員的保護下，像馬可·波羅家族這樣的商人可以從家鄉(xiāng)旅行至北京；羅馬教皇的使節(jié)和歐洲諸王都去覲見元朝皇帝，汲取中華文明的源泉。
成吉思汗開疆拓土的征服故事，陸上絲綢之路的產生發(fā)展，在今日可謂眾所周知。由忽必烈汗及其孫子鐵穆耳汗開創(chuàng)的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性卻鮮為人知。僅僅數(shù)十年間，就發(fā)生了如此迅速和顯著的轉變。1271年，未及弱冠的馬可·波羅與其父親、叔叔離開威尼斯前往中國，他們首先到達伊朗，打算從霍爾木茲海峽航行到中國港口，但他們很快陷入了困境，因為他們發(fā)現(xiàn)，那是一段漫長而危險的航程，要通過海盜猖獗的陌生水域，這些船只根本不適于航海。然而，當馬可·波羅于1292年從中國起航時，他能在中國艦隊的護送下，花上兩年時間去探索大汗封臣們新近宣稱的領土。不到二十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海洋強國。
這是史上最大的奇跡之一。蒙古人沒有海洋經驗，事實上，當忽必烈汗派船跨海進攻遠邦的時候，他的首次海上經略即遭慘敗。蒙古人屢試不爽的陸上戰(zhàn)術卻在海上鎩羽而歸：戰(zhàn)船造價高昂，且不如戰(zhàn)馬機動，它們很容易成為氣候突變、自然災害、敵軍以守為攻時的犧牲品。
但是，元朝官員從失敗中吸取了教訓，他們逐漸認識到，軍事進攻并不是必須的：只要控制海洋本身，就可擴展貿易。鐵穆耳汗（1294-1307年在位）沒有把大海當作征服遠邦的途徑，他派遣海軍平定海盜，肅清貿易航道上的障礙，把商貿代表團送往濱海地區(qū)和海島。不久，中國海軍控制了從中國到伊朗邊界的海域，在海軍的保護下，各類商業(yè)活動得以興旺繁榮，正如陸路絲綢之路的情景那樣。
元朝新的海洋政策消除了來自遠邦的威脅，不僅如此，為了成為新的海上絲綢之路的一部分，那些國家隨后迫不及待地臣服于元朝皇帝。一個又一個王國加入新的貿易網：越南的大越和占城，柬埔寨的高棉帝國，泰國的素可泰王國和清邁，還有從馬來半島到錫蘭、印度東海岸的那些小國。在此之前，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帝國能控制如此遼闊的海域。
中國稱雄海上的時代促成了一次貿易大繁榮，它趕上并迅速超越了著名的陸路絲綢之路。航船比駱駝承載更多，且成本更低。不久，北京的宮廷內充斥著舶來的奢侈品。除了丁香、胡椒、肉桂、小豆蔻、肉豆蔻等海島香料之外，海岸各國還向中國供應象牙、麝香、天鵝絨、奇珍異寶、稀有金屬、異域畜產品、香水、錫、玻璃品、寶劍、染料、神圣的佛舍利（包括他的一顆牙齒），甚至還有活生生的大象、犀牛、鸚鵡，南方其他的珍禽異獸也開始來到中國朝廷。
毋庸置疑，商品交換也引發(fā)了人群、思想、醫(yī)藥、科學知識的交流：隨著陸路及跨海貿易路線創(chuàng)造出一片連接亞歐的海域，世界也正在變成一個整體。其他地區(qū)的探險家和商人逐漸把美洲帶入世界貿易體系。葡萄牙、西班牙、尼德蘭、法國、英國，都想分得中國商業(yè)體系的一杯羹，他們開始撕咬這個貿易體。
單個歐洲國家不可能像中國過去那樣主導整個貿易體系，但是，他們聯(lián)合起來拆散了這個全球網絡，取而代之的是，留下一個支離破碎的殖民列強的世界。英國占有印度、緬甸、香港、馬來西亞、阿拉伯世界的眾多港口。帝國主義列強蠶食中國的港口，他們削弱了這個國家，支配著她的對外商業(yè)活動，控制著她的不同地區(qū)，合法和非法地進行開發(fā)利用。今天，秉持西方式思維的人堅稱歐洲殖民主義創(chuàng)造了現(xiàn)代全球體系，漠視蒙古人的作用。實際上，帝國主義的殖民時代阻礙了始于元代的世界一體化進程。歐洲人只不過占據(jù)了中國全球網絡中的不同部分而已。
（《致中國讀者》摘自書籍《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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