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蘇與王安石之間的恩恩怨怨，乃是自宋之后人們長久議論的話題，直至今日，還有不少的學(xué)者在探討其中之原因。蘇軾與王安石之間的關(guān)系，有過從公開決裂到最終合好的過程，但究竟是真心合好，還是另有目的，當時學(xué)者也有不同的看法。
最初蘇軾對王安石的惡感應(yīng)當是受其父之影響，而蘇洵在沒有見到王安石之前，已對其有惡感，其惡感之來由，應(yīng)當是本自三蘇的恩人張方平。
梧桐大道
張方平對蘇軾父子三人均有提攜之情，正是在張方平的大力舉薦下，三蘇得以揚名于京城。蘇軾在《張文定公墓志銘》中說：“晚與軾先大夫游，論古今治亂，及一時人物，皆不謀而同。軾與弟轍，以是皆得出入門下?！?/p>
張方平對蘇洵的欣賞，緣于兩人對一些歷史問題的看法相一致，故蘇軾、蘇轍也得以受到張方平的指教。那時張方平已經(jīng)不喜歡王安石的為人，《宋史·張方平傳》中說：“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xué)，辟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p>
半山園門前
想來，張方平在與蘇洵聊天時會談到他對王安石的看法，故蘇洵在沒有見到王安石之前，已對其有了一些成見。后來三蘇在張方平的資助下來到東京汴梁，蘇洵第一次見到王安石時，就對其有不好的印象。方勺在《泊宅編》中載：
歐公在翰苑時，嘗飲客?？腿?，獨老蘇少留。謂公曰：“適坐有囚首喪面者何人?”公曰：“王介甫也，文行之士，子不聞之乎?”洵曰：“以某觀之，此人異時必亂天下。使其得志立朝，雖聰明之主，亦將為其誑惑，內(nèi)翰何為與之游乎?”洵退，于是作《辨奸論》，行于世。是時介甫方作館職，而明允猶布衣也。
大門開了
某天，歐陽修請幾位朋友吃飯，散席之后，蘇洵獨留下來問歐陽修，剛才在座的那位長的一臉喪氣的人是誰。歐陽修告訴他說，這就是頗有名氣的文士王安石，難道你沒有聽說過他的大名嗎？老蘇回答說，以我的觀察，此人以后必是亂天下者，一旦他能得志，即使是聰明的帝王也會受其騙。你為什么要跟這樣的人交往呢？蘇洵返回之后，根據(jù)自己對王安石的初次印象，寫了篇《辨奸論》。
《辨奸論》一文，被后世目之為蘇洵第一次見到王安石就看出此人是位大奸，后世論及王安石與三蘇的關(guān)系時，必引此文為據(jù)。《辨奸論》中先談到了兩位歷史上的奸臣：“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
重修碑記
然蘇洵認為即使王衍、盧杞這類奸臣也非一無是處，而后他不點名地提到當世有一人之壞，幾乎是把王衍、盧杞的惡行合二為一：“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fù)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p>
蘇洵說此人言行高蹈，自視甚高，然實際上陰險狠毒，作為一位官員，應(yīng)當衣著整潔，但此人卻像豬狗一樣完全不講究。《石林燕語》中說：“王荊公性不善緣飾，經(jīng)歲不洗沐，衣服雖弊，亦不浣濯?！?/p>
佛像
王安石常年不洗澡，整天穿著臟衣服，以此可證，《辨奸論》上不點名所說之人就是王安石。后世大多由此文說明蘇洵有識人之慧，他在相見初期就看出了王安石的為人。其實，按照《堅瓠丙集》中的所言，王安石患有皮膚?。骸巴踅楦δ诉M賢饒氏之甥，銳志讀書。舅黨以介甫膚理如蛇皮，目之曰：‘行貨亦欲售耶？’介甫尋舉進士，以詩寄之曰：‘世人莫笑老蛇皮，已化龍鱗衣錦歸，傳語進賢饒八舅，如今行貨正當時?！笨赡苁沁@個原因，王安石不愿意洗澡。
但是，清初時卻有人指出《辨奸論》為偽作。提出這個觀點者乃是李紱，他在《書<辨奸論>后二則》中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左路正廳
李紱首先認為《辨奸論》的文風與蘇洵其他文章不相符：“老泉文峻潔無長語，嘗言作文比喻不可太多，而《辨奸》一篇，援引膚漫，既引王、盧，又引豎刁三人，又引‘用兵者’，何其多耶？其立論既勉強而不可通，其措詞亦粗鄙而不可解也?！?/p>
這種說法并不謹嚴，畢竟一個人的文風是多樣性的，并不能因為某人寫了一篇其他的文風就認為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但李紱的論證并不僅這一條，他又從《蘇洵文集》的版本上找依據(jù)，李紱說：“余少時閱世俗刻本《老泉集》，嘗書其《辨奸論》后，力辨其非老泉作，覽者猶疑信相半。欲得宋本參考之，未之得也。蓋馬貴與《經(jīng)籍考》列載《嘉祐集》十五卷，而世俗所刻不稱‘嘉祐’，書名既異，又多至二十卷，并刻入《洪范》《謐法》等單行之書，又增附錄二卷，意必有他人贗作闌入其中?！?/p>
碑廊
后來李紱又得到了明嘉靖間張鏜翻刻的《蘇洵文集》，其中也無《辨奸論》一文，于是他更加覺得這篇《辨奸論》乃是他人偽作。余外，李紱還提出了其他幾條證據(jù)，但是當代學(xué)者曾棗莊先生反對李紱的觀點，他在《<辨奸論>真?zhèn)慰肌分姓f：
元豐以前知道《辨奸論》的人并不多。這是因為蘇洵剛寫出《辨奸論》時，除張方平“一見以為與我意合”外，連蘇軾兄弟都有“嘻，其甚矣”之諫（《謝張?zhí)Ｗ热四鬼贂罚?，當然不宜公布。而在熙寧間，王安石大權(quán)在握，蘇軾兄弟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被弄得狼狽不堪，當然也不敢公布。二是在元豐年間，在反新法的張方平、蘇軾兄弟看來，蘇洵的預(yù)言已完全證實，王安石已失勢，閑居金陵，于是張方平在《文安先生墓表》中“特全載之”，以表彰蘇洵的先見之明；但這時仍是神宗當朝，王安石的一套新法大體仍在推行，蘇軾兄弟的處境正非常困難，所以對張方平表彰其父雖感激涕零，卻沒有把墓表“入石”。
每塊碑都有介紹牌
正因如此，蘇洵著作的宋刻本中有些版本沒有收錄《辨奸論》一文，這正是李紱起疑的原因。王水照先生所撰《<辨奸論>真?zhèn)沃疇帯芬晃膭t談到了國圖所藏宋刻孤本《類編增廣老蘇先生大全文集》，該書原為鐵琴銅劍樓舊藏，據(jù)《鐵琴銅劍樓藏宋元本書目》考證，該書：“殷、徵、匡字缺筆，而桓字不改作威，亦不缺筆，疑是北宋麻沙本也?！惫释跛照J為：“經(jīng)復(fù)核，書中《管仲論》《春秋論》中多處‘桓’字均不諱，瞿氏的考證似可信從，應(yīng)定為北宋末年宋欽宗趙桓以前的刊本。而此書第三卷卻收有《辨奸論》全文?！?/p>
以此來說明李紱所見宋本不廣，故其結(jié)論自然不準確。但是鄧廣銘先生曾請目錄版本學(xué)家沈乃文對國圖所藏所謂的北宋刻本進行了鑒定，沈先生認為此本乃是南宋孝宗時所刻：“在宋刻本中，凡‘桓’字避諱，必出欽宗后，但某幾處‘桓’字不諱，不能定其必出欽宗之前?！额惥幵鰪V老蘇先生大全文集》的刊刻當與《黃庭堅集》相去不遠，以定在宋孝宗在位期間較合事理?！保ㄠ噺V銘《再論<辨奸論>非蘇洵所作——兼答王水照教授》）
正廳內(nèi)景
與李紱持同樣觀點者，還有清人蔡上翔，他在《王荊公年譜考略》中繼續(xù)搜集材料，以證《辨奸論》之偽。蔡上翔乃是從蘇洵的卒年來推論：“所最怪者，無如攙入命相制詞，明允卒于治平三年；至熙寧三年，安石始同平章事，是時安道同朝，安得錯繆至此！”
蔡稱蘇洵去世于治平三年，而熙寧三年王安石始任宰相之職，所以他在《辨奸論》一文中不可能敘述王安石左右朝政之事。
對于蔡上翔所提出的疑問，章培恒先生在《獻疑集》中予以了反駁：“但是，《墓表》明明說：蘇洵‘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實治平三年四月?！壬葲]，三年，而安石用事?！灾纹饺晗峦迫?，為熙寧二年，即安石為參知政事之年，‘安石用事’確自此年始。作者既知安石于蘇洵死后三年才‘用事’，當然不會認為他在蘇洵生前就已拜相。換言之，《墓表》作者縱或不是張方平，但他卻跟張方平同樣知道王安石拜相在蘇洵死后。因此，假如《墓表》確把安石命相制當作蘇洵生前的事來敘述。那就證明了下列事實：一個人即便像張方平那樣地準確知道王安石在蘇洵死后才拜相，但在其敘述中仍會誤把這個史實顛倒過來。既然如此，那又怎能根據(jù)《墓表》中的那一敘述而斷言其非張方平所作？”
王安石胸像
曾棗莊的反駁方式是從句讀下手，他認為李紱和蔡上翔斷句錯了：“這段文字是首講王安石的影響自‘嘉祐初’至‘傾一時’是講王在‘嘉祐初’的影響；自‘其《命相制》’至‘幾于在人’，是講王在熙寧初的影響?！畠A一時’處不應(yīng)用逗號而應(yīng)用句號，‘嘉祐初’三字只是前句的時間限制詞，并不包括后句（自‘其命相’至‘幾于圣人’）?！?/p>
余外，還有一些學(xué)者站在不同的角度來論證《辨奸論》的真?zhèn)?，但總體上說，大多數(shù)學(xué)者認為《辨奸論》的確是蘇洵所作。他寫完之后拿給兩個兒子看，蘇軾都認為此文的言詞太尖銳了，故蘇洵此文當時未拿出示人，他的早期文集中也未收入，晚出文集反而收錄了此文，以至于引起偽作之說。
出土的陶瓷
從蘇洵的世界觀來看，他與王安石有著很大的差異，所以他寫這樣的文章來表達自己的觀點亦不為怪。葉夢得在《避暑錄話》中稱：
蘇明允本好言兵，見元昊叛，西方用事久無功，天下事有當改作，因挾其所著書，嘉祐初來京師，一時推其文章。王荊公為知制誥，方談經(jīng)術(shù)，獨不嘉之，屢詆于眾，以故，明允惡荊公甚于仇讎。會張安道亦為荊公所排，二人素相善，明允作《辨奸論》一篇，密獻安道，以荊公比王衍、盧杞，而不以示歐文忠。荊公后微聞之，因不樂子瞻兄弟，兩家之隙，遂不可解?！侗婕檎摗肪貌怀?。元豐間，子由從安道辟南京，請為明允墓表，特全載之，蘇氏亦不入石，比年傳于世。
雙硯
蘇洵會將自己的事功思想融入文中，當時李元昊叛亂而后建立了西夏，蘇洵認為這乃是朝廷疏于軍事所致。蘇洵來到東京汴梁時帶來了自己的文章，很多人欣賞他的觀點，但王安石看到后，很不贊同蘇洵的觀念，他當眾貶低蘇洵之文。老蘇聽聞到這些言論后，十分痛恨王安石，于是蘇洵就寫了《辨奸論》一文。他只將此文拿給張方平看，但即使這樣，還是有人聽聞到蘇洵寫出了這篇文章，此事傳到了王安石耳中，于是王安石一并痛恨起了三蘇。宋元豐年間，蘇轍在南京見到張方平時，請其為父親寫《墓表》，于是張方平把《辨奸論》一文全部收錄在《墓表》中，由此讓更多的人讀到了該文。
另一個院落
蘇軾早年的文風頗像其父蘇洵，因為有以上的過節(jié)，王安石同樣不喜歡蘇軾之文，邵博在《邵氏聞見后錄》中載：
東坡中制科，王荊公問呂申公見蘇軾制策否，申公稱之。荊公曰：“全類戰(zhàn)國文章，若安石為考官，必黜之?！惫是G公后修《英宗實錄》，謂蘇明允有戰(zhàn)國縱橫之學(xué)云?！队⒆趯嶄洝罚骸疤K洵卒，其子蘇軾辭所賜銀絹，求贈官，故贈洵光祿寺丞”，與歐陽公之志：“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不同。王荊公書也。又書洵機論橫策文甚美，然大抵兵謀權(quán)利機變之言也。蓋明允時，荊公名已盛，明允獨不取，作《辨奸》以刺之，故荊公不樂云。
入內(nèi)參觀
東坡的科考之文被王安石看到了，他說此文風有戰(zhàn)國習氣，如果我是主考官一定要讓他落選。后來王安石主修《英宗實錄》時，也不忘寫上蘇洵之文有戰(zhàn)國習氣。蘇洵去世后，蘇軾辭謝了皇上所賜錢物，只要求給父親贈官，王安石仍然想辦法貶低蘇洵的名譽。這其中主要原因就是蘇洵的那篇《辨奸論》。
朱熹也認為《辨奸論》乃是蘇洵的作品，《朱子語類》中載：“老蘇辨奸，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后來荊公做不著，遂中他說。然荊公氣習，自是一個要遺形骸、離世俗底模樣，吃物不知饑飽。嘗記一書，載公于飲食絕無所嗜，惟近者必盡。左右疑其為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于遠，則不食矣，往往于食未嘗知味也。至如食釣餌，當時以為詐，其實自不知了。近世呂伯恭亦然，面垢身污，似所不恤，飲食亦不知多寡。要之，即此便是放心?！侗婕椤芬源说葹榧?，恐不然也。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荊公不以為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p>
梁架結(jié)構(gòu)
朱熹說蘇洵當年寫《辨奸論》時，只是他的一些認識，未成想王安石后來的所為卻都被老蘇說中了，這也說明蘇洵作為在先。而后朱熹講到了一個他聽到的傳聞：王安石完全不講究吃喝，一桌子菜他只吃離他最近的那一盤，并且一吃就吃得很干凈。身邊的人疑惑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歡這道菜，于是第二天把那道菜放得離他很遠，而放了另一道菜在王安石手邊。王吃飯時不再吃那道放得遠遠的菜，依然吃放得離自己最近的菜。
朱熹講這個故事，乃是想說明老蘇在《辨奸論》中以不講吃穿來認定王安石之奸，顯然有些過分了，因為做大事之人，根本不講究吃穿用。蘇洵從個人生活習慣上指斥王安石，很容易讓人有泄私憤之感，但他對王安石思想的批判，顯然是出于社會觀的不同，比如蘇洵在《上皇帝書》中說：“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治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p>
側(cè)脊
而王安石則最為強調(diào)法制的重要性，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起手即稱：“愢愢然?？痔煜轮貌话?，此其何故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p>
是實行法制還是應(yīng)用儒家教化，這才是王安石與蘇洵的本質(zhì)區(qū)別，但蘇洵在《辨奸論》中以生活習慣來指斥王安石為奸人，顯然是沒有找準靶的。然曾棗莊仍然認為：“文章論王安石為奸雖不可?。黄淞⒄撚凇彩轮唤饲檎?，鮮不為大奸慝’，足資歷代執(zhí)政者借鑒?！?/p>
俗話說看不上是彼此的，老蘇這樣厭惡王安石的行為，當然王安石同樣討厭他，故蘇洵去世后，張方平、歐陽修、韓琦等許多名家紛紛撰文予以紀念，唯獨王安石不這么做。
中廳
蘇洵在家中當然會跟兩個兒子談到他對王安石的看法，想來，蘇軾兄弟在未見到過王安石時，已對其有了不好的印象。更為重要者，乃是蘇軾與王安石的理政觀念有較大差異，王安石執(zhí)政后實行變法，他效仿的是商鞅，但蘇軾對商鞅所崇尚的刑名之學(xué)深惡痛疾。蘇軾在《學(xué)士院試孔子從先進論》中寫道：“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后合。甚矣，鞅之懷詐挾術(shù)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xué)，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shè)為高論以衒之?！?/p>
蘇軾認為商鞅其實懂得刑名慘刻之學(xué)不是正道，但他還是選擇以法家思想來說服秦孝公，所以蘇軾認為商鞅乃是用欺詐之術(shù)來騙其君。其實蘇軾的所言乃是本自《史記·商君列傳》中所載的商鞅自己說的一段話：“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shù)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shù)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于殷周矣?！?/p>
窗欞
當時秦孝公急切尋求強國之術(shù)，于是商鞅投其所好，就用功利的法家思想來說服秦孝公。這種功利思想在短期內(nèi)收效甚大，很快能讓君王看到效果，但蘇軾認為這種做法敗壞了人心。
正因為這種觀念，有些人把王安石目為改革派，與之相對的蘇軾就成為了反對改革者，比如蘇軾在《策略三》中寫道：“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p>
蘇軾的這篇文章被認為是針對王安石而來者，他說當時朝政有兩大問題，一是立法的弊端，二是用人失當，這兩個問題解決不好，就是天下大亂的根源。他在《策略三》中進一步寫道：“臣竊以為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
東廳
在蘇軾看來，隨意更改祖宗之法，乃是天下大亂的根本原因，雖然他在文中沒有點出王安石之名，但可以想象王讀到該文時何等之生氣?！独m(xù)資治通鑒長編拾補》中記載了王安石讀到此文時的反應(yīng)：“初，軾為國子監(jiān)考試官，時二年八月也。安石既得政，每贊上以獨斷，上專信任之。軾發(fā)策云：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滅。事同功異，何也？安石見之，不悅。上數(shù)欲用軾，安石必沮毀之?！?/p>
王安石生平繪畫
但是蘇軾并非反對社會變革，其實他在《策略一》中就說過：“方今之勢，茍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敝筇K軾在此文中又引用了孔子贊賞《易經(jīng)》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而后他接著說：“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為日月，其文為星辰，其威為雷霆，其澤為雨露，皆生于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