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便蒙》
清代的林春褀，我覺得他是個很執(zhí)于一端的人。不知道他出于什么動機，制作出了一大批銅活字。這批銅活字，分大字和小字兩種規(guī)格。將兩者的數量加在一起，即有四十多萬個。為制作這些活字，他花了二十萬兩白銀。這筆錢在清中晚期，是個巨大的數字。
林春褀是否為制造這些活字而耗盡了家財，我不知道，因為我不了解他究竟有多大的身家。但他為了這些活字，消耗了大量的青春年華，這點是可以確定的：他為了制造這批活字竟然用了二十年的時間?；ㄙM巨資，耗時二十年，制造出數量這么巨大的活字，按理來推，那肯定有著宏大的出版計劃。但我沒有找到他制作這批活字的出版計劃書。就目前已知的文獻，這四十萬個銅活字，已經比康熙內府所做的銅活字數量大了一倍，也比朝鮮政府歷代所做的任何一批銅活字，數量都要多。
要知道，韓國的銅活字，可謂世界印刷史上名氣最大者。中國明末的時候，日本的大將豐臣秀吉把朝鮮打下來后，把朝鮮內府的一套銅活字搶回了日本。之后，才有了日本用銅活字印書的歷史。然而，這位林春褀卻靠一己之力，制造出了如此數量龐大的銅活字，這個壯舉著實令人佩服。但是，最為吊詭的是，林春褀做出了數量這么龐大的銅活字，卻總計沒有印過幾部書。今日能夠見到的林春褀所印之書，最多的是《音學五書》中的兩書，余外還有幾種兵書，雖然不是用的林春褀福田書海的印書款兒，但據專家考證，也是出自他做的那批銅活字。除此之外，人們就不知道他還印過什么書了。從理論上推，林春褀花費這么大的財力和精力，不太可能只是為了做一套銅活字來向人們顯擺，他應當也印過其他的書，只是人們還未發(fā)現而已。
這個猜測，在2004年春天得到了部分證實。天津圖書館善本部主任李國慶先生告訴我說，他們館征集到一部從未見著錄的銅活字本，書名是《四書便蒙》。李主任高興地說，此書也是林春褀福田書海所印的銅活字，這應當是一個發(fā)現，可以部分解開福田書海銅活字印書太少之謎。天津圖書館，是國內公藏圖書館中唯一一家有活字專藏者，李主任對此書如此看重，估計也是因為館里的活字本專藏中，又能增加一部新品種。我聽到他這個消息后，也很興奮，雖然不是自己所得，但這部書的出現，也畢竟解開了我心中的一個小疑惑。于是，我跟李主任說，過一段我到其館去瞻仰這部新發(fā)現。
此后幾個月，我卻沒有要到天津辦事的由頭，忍了幾忍，還是沒能忍住想一睹此書芳容的愿望，去電李主任說明天就到天津去看書。李兄的說話口氣，卻完全沒有了上次電話中的興奮勁兒，他跟我說，如果只為看那部銅活字，就不要來了，因為那部書最終沒有談成，書主又把書拿回去了。怎么還能有這種事？我問他一些細節(jié)，他才不高興地告訴我，此書是李嘉波送來的，同時送來的還有十幾部善本，而李兄最為看重的就是這部銅活字本。初次送來時，此書的報價是三萬元，李主任請示了館長陸行素，館長同意以此價將它買下。但還未付款時，市場上就流傳開來，發(fā)現了一部從未見著錄的銅活字本，可能是有人不斷給李嘉波加價，讓李把書拿回來，李也就不斷地把別人的加價報給天津圖書館，從三萬元漲到了五萬，很快又變成了七萬，之后，又加價幾次，變成了十二萬。
李嘉波每加一次價，李國慶就需要向館長匯報一次價格更正，在很短的時間內，價格不斷變化，搞得館長及工作人員都很煩，于是，他們決定不再購買此書，就把這部《四書便蒙》和其他的善本一并退給了李嘉波。我勸李主任說，此書的確很難得，對書商來說，也是百年不遇之事，想賣個好價錢，也沒什么不可理解的。李說自己并不是不能理解，關鍵問題不在這里，李主任擔心一次次漲價，會讓館長懷疑是自己在里面搞什么名堂，他認為再這么做下去，會讓館長對自己產生懷疑。為公家收書，而讓自己成為懷疑對象，這當然很不值。李主任同時告訴我，姜尋也想得到此書，他從館里把此書的頭本拿走了，現在館里將其他部分退給了李嘉波，而此書的頭本，只能讓他自己去索要了。
此前的幾年，天津出現了一部明內府本的大部頭，有十函八十冊之多，開價三十多萬元，在那個時候，這個價格不算便宜。陳景林先生告訴我，此書的售書人就是李嘉波，說李嘉波是天津塘沽人。此后不久，翁連溪先生要帶著劉揚先生去李嘉波家里看家譜，因為李嘉波說，他收到了一部開本最大的家譜。劉總對書中之最很感興趣，邀我一同前往觀看，于是驅車來到塘沽。
李嘉波家住在塘沽城區(qū)之外的老工業(yè)區(qū)，是幾十年前建起的宿舍樓，均為一排排的二層簡易樓，是典型的大規(guī)模工業(yè)遺產，若這些房屋處在北京，肯定又變成了一個新的798。我在這里第一次見到了李嘉波，他看上去六十多歲，人長得很精干，行動也頗有活力，尤其口才甚佳，跟陌生人交談時像是幾十年未見的老朋友。他住的那種老房子使用面積很小，無任何廳廚，就是兩間房而已，陽面的大房間里，除了床就是兩個書架，里面有些線裝書。他請我隨意翻看，我就真的將書架上的書看了一過，有幾部明末刻本，其余都是清刻本。在這鹽堿之地，寸草不生之處，竟然還能夠看到這么多線裝書，我很享受。
李嘉波拿出他所說的那部巨大的家譜，放在吃飯桌上，竟然占了桌子的三分之二面積，開本的確很大。這一次，劉揚兄選購了十幾部書，包括這部大如桌面厚如牛腰的家譜。我沒有翻到什么自己特想要的書，但根據書界“賊不走空”的潛規(guī)則，也隨便挑選了幾部書。結賬時，李嘉波說他的書不打折，但可以贈書，于是，他贈給每人一部線裝書。當時他送給我什么書，我已記不得了。我跟他說，這部書對我沒用，可他堅持要給我。我向來不喜歡商場里的所謂贈品，哪怕這個贈品多么值錢，但若對我沒用，仍然是不值一錢。他這樣一再推讓，讓我的犟脾氣又升了上來，堅持不要。但李不為所動，仍然熱情有加地要把那本書塞進我包內，我立即從包內把書拿出，把它放到了桌上。這種場面略顯尷尬，翁連溪兄馬上打圓場，說韋老師用不著這部書，那你就請他吃飯吧。于是，李帶著眾人來到了塘沽城區(qū)的一家海鮮館。
天津人對海鮮有著固有的執(zhí)著，當地有句俗語：借錢買海貨，不是不會過。用今天的話來說，那就是今生今世要死就一定要死在海鮮里。我在天津生活過幾年，也受這種風氣的感染，對吃海鮮大感興趣。那天去的海鮮館，看得出老板與李嘉波很熟，說明他是這里的?？?。當天，好像吃了不少螃蟹和皮皮蝦，席間我斷斷續(xù)續(xù)聽到李嘉波聊起自己的身世。
他說他的父親是抗戰(zhàn)期間國民黨的區(qū)委書記，但父親的秘書卻是一位中共地下黨，后來這位地下黨被人發(fā)現了，李的父親就趕快給這位地下黨找了條漁船，從海路跑到了國統(tǒng)區(qū)。到“文革”的時候，他的父親被批斗，李嘉波按照父親的描述，找到了這位地下黨。此人承認，李的父親當年救過自己，并且寫了書面的證明。李嘉波拿著這封證明信，找到了信訪辦，到1972年，終于給他父親落實了政策，并且退了一些錢。但有些物品，包括一批線裝書，卻沒能退回來。于是李嘉波繼續(xù)上訪，直到1979年那批書才退了回來，這些書就形成了李嘉波藏書的基礎。
2004年底，北京萬隆拍賣公司的古籍拍賣專場，圖錄的封底就是我一直惦記著的那部《四書便蒙》。隨后聽說，李嘉波從天津圖書館取回此書后，又費了一些周折，要回了該書的頭本。陳總聽到這個消息后找到李嘉波，把書征集回來，放到了本場拍賣會中。在預展的時候，我才第一次看到這部有著傳奇身世和離奇曲折經歷的福田書海銅活字本。
林春褀用銅活字所印之書，我已有了一部，就是《音學五書》，跟眼前的《四書便蒙》的字體、開本、用紙等各種細節(jié)幾乎完全相同，但這部《四書便蒙》存有牌記：上邊明晰地著印著“考鐫銅字侯官林氏珍藏”字樣，并且每頁書的版心都印著“福田書?！彼膫€字，所以，這部書是福田書海銅活字版無疑。我奇怪的是，同一部銅活字本所印出的書，雖然《音學五書》也很少見，但畢竟這么多年來，我見過四部，按照書目記載，其他的館也藏有幾部，但這部《四書便蒙》卻從未有公私書目記載，且此書并不是零本小冊，而是完整一部有十四冊之多，為什么市面上連個零本都沒露過面呢？這一點，我到現在也沒有想通。
這部《四書便蒙》也有過遞傳，書中鈐有伊立勛藏印。伊是晚清的收藏家，同時也是書法名家，可惜我沒有看過他的筆記，不知道他從哪里得到的這部書。該書的起拍價是九萬元。半年前，李國慶兄就跟我說，此書價格已經漲到了二十萬，所以這個九萬元，應當是商場里慣常標明的“一折起”：你在商場里找遍，也找不到這個價的商品。我建議給這類價格起一個專用的名稱叫做“誘惑價”。此書開拍之后，我沒有急著舉牌，等著想撿便宜者先跟托兒競爭一會兒，算是唱過門兒?，F場舉到十二萬之后，我開始伸手，舉到十五萬，我就把此書拍到了手。說實話，這個成交價比我的心理價位還差一大截。當時現場爭搶此書的還有幾位熟人，我不好意思看他們，眼睛直瞪瞪地盯著拍賣師，這種舍我其誰的丑陋嘴臉，我自己都覺得可惡，但沒辦法?？丛趯殨绞值姆稚?，我要在此向眾書友說一聲遲來的愛，哦，不對，是道歉！
在書界的傳聞中，跟李嘉波先生有關的大事應當是最近兩年他買到了一部有爭議的宋版孤本。他請了一系列的專家，對該書進行了版本鑒定，然而得到的答案，稱得上涇渭分明。有人說，這是失傳已久的一部古書；也有人認為，此書其實是高麗翻刻本。這讓李老兄的心蕩漾在凌云和沼澤之間。此書的名稱是《錢塘西湖昭慶寺潔凈社集》，前面有三位宋人的序言，分別是大中祥符二年錢易序、淳化二年蘇易簡序和景德三年宋白序。
李先生是否就是因為有這三篇宋人的序言，而將該書認定為宋版，我不敢臆猜，因為直到今天，我也沒看到該書的原物。但我覺得，李先生在書界混了幾十年，也應當是閱書無數，再加上他為人精明，應該不至于輕易讓他吃藥，如果真是高麗本，那也說明此書看上去跟漢地刻本極其相似。清代翻刻了多少種《梅花喜神譜》，我覺得沒有人能夠數得清楚，更別說區(qū)分這些翻刻本之間的細微差別了，但李先生卻能將此書的翻刻本搞得一清二楚，這樣認真的態(tài)度，應該不容易看走眼。但關于這件事，書圈里卻哄傳，李先生是花了大價錢買下的這部書，他本以為撿到了大便宜，沒想到這么多人不看好，我想他的心態(tài)就有如獵手讓鷹啄了眼。
此后的兩年，很少再在書圈中看到他的身影?，F在為了寫這篇小文章，我覺得自己應該本著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兼聽則明，不但要講述聽到的情況，還應當聽聽他本人的說法，只有這樣，才能把這個故事講圓滿，但我又猶豫自己的這個電話會招他不待見，斟酌了幾日，還是給他打了個電話。
李先生果真聰明，我還沒婉轉幾句，他就聽懂了我的潛臺詞。他回答我的第一句話就是：“那就是宋刻本，有人說是高麗本，那是江湖人想黑我。”這話說得擲地有聲。我向他進一步請問其中的過程和細節(jié)，他說當年那個賣主也的確找過不少人，當然陳東也看過，賣主的開價是一百八十萬，陳東覺得書貴就沒有要。
李先生說，陳東去世前的三小時，自己還跟他在一起，當時陳東跟他說，很后悔沒買下此書。李先生又告訴我，關于此書，在1999年時，日本的學者就寫過研究文章，而他自己買到之后，也請南京大學對該書的用紙做過年代測試，從時代上說，肯定是宋代無疑。關于為什么很多人看后沒有買，李先生說，很多人不敢買，是因為那個賣主不斷降價，從一百八十萬降到一百五十萬，后來又降到一百二十萬，之后還在降，越降越沒人敢買。
我問李先生，他是什么價格拿到的此書，他聽到我的問話后，在電話里的聲音缺少了果敢，我不想讓他為難，馬上跟他說，我只是這么一問，價格是您的隱私，當然不必說。但他還是告訴了我，是六十六萬。我跟李先生說，會把這些如實地寫出來，如果寫出這些會影響到他，關于這本書我可以全都不寫。他說應該沒有問題。這個回答，讓我多少覺得他還有些猶豫。于是，晚上又給他發(fā)了短信，請他明確下來，究竟可否寫出。我馬上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可以寫！我覺得客觀是重要的，謝謝您！”■
本文作者韋力，文載2014年10月26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