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十四
李商隱（約813——851），字義山，號玉谿生，又號樊南生。原籍懷州河內（今河南沁陽），自祖父李浦起，遷居鄭州滎陽（今屬河南）。他出生于一個衰落的貴族家庭，自稱是宗室之后，單前幾代人都只做過縣令、縣尉和州郡佐一類的低級地方官吏，父親李嗣曾任獲嘉縣令，早死。家境日益艱困。在這嚴峻的生活環(huán)境中，李商隱勤奮讀書，志在獵取功名，振興家道。李商隱的啟蒙教育可能來自他的父親，對他影響最大的老師，則是他回到故鄉(xiāng)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這位堂叔父曾上過太學，但沒有做過官，終身隱居。據(jù)李商隱回憶，這位叔父在經(jīng)學、小學、古文、書法方面均有造詣，而且對李商隱非常器重。受他的影響，李商隱“能為古文，不喜偶對”。大約在他16歲時，寫出了兩篇優(yōu)秀的文章（《才論》、《圣論》，今不存），獲得一些士大夫的欣賞。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時任天平軍節(jié)度使的令狐楚。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李商隱被天平軍節(jié)度使令狐楚招聘入幕作巡官，開始了他一生飄蓬般的“薄宦”生涯。令狐楚很愛重他的才華，竭誠獎掖，親自指導他學習時興的駢文，并讓兒子令狐绹與他交游。大和六年，令狐楚調任河東節(jié)度使、北都留守，李商隱隨從至太原。李商隱二十二歲時初次到長安應舉，落第一度在從表叔袞海觀察使崔戎幕中。不久崔戎病卒，李商隱無所依倚，便到河南濟源的玉陽山、王屋山一帶隱居學道。在唐代，學道是一種時髦的風尚，求仕的“終南捷徑”。在學道中李商隱的開始了一段感情，他與女道士宋真人（宋華陽）相戀。但這也是后人所猜測的。在《月夜重寄宋華陽姊妹》、《贈華陽宋真人兼寄清都劉先生》等詩中，李商隱提到了“宋華陽”的名字，于是宋華陽就被認為是李商隱的戀人。還有一種夸張的說法是：李商隱曾經(jīng)和宋華陽姐妹二人同時戀愛。蘇雪林在《玉谿詩謎》中對于這個故事進行了最大限度的想象發(fā)揮。
開成二年（837），李商隱經(jīng)令狐绹引薦，登進士第。從此正式踏上仕途，并被卷入了復雜尖銳的黨爭中。這年冬天，令狐楚卒，詩人失去了憑依，次年到?jīng)苤荩ń窀拭C涇川）入涇源節(jié)度使王茂元幕府。王茂元愛其才，將女兒嫁給他。而當時的李唐王朝內部以牛僧孺和李德裕為首的兩大政治集團正在進行激烈的斗爭（史稱“牛李黨爭”）令狐父子屬于牛黨，而王茂則更接近李黨。雖然李商隱在兩黨中保持中立，沒有攀附其中的任何一個，但令狐绹及牛黨中人認為李商隱取王氏是“背恩”“無行”（出自《舊唐書·李商隱傳》）從此路上有便在兩黨傾軋的政治漩渦中，至死都無法脫身。
開成三年，李商隱應吏部博學宏詞科考試，先為考官周墀，李回所取，附身的時候卻被中書省中有勢力者除名。次年始釋褐，授秘書省校書郎，隨即外調為弘農(nóng)尉（今河南靈寶）縣尉。 ，雖然縣尉與校書郎的品級差不多，但遠離權力的中心，顯然會使以后發(fā)展受到影響。李商隱在弘農(nóng)任職期間很不順利，他因為替死囚減刑（“活獄”）而受到上司陜虢觀察使孫簡的責難。 開成五年，辭職回京，請求他調。唐武宗即位任李德裕為宰相，王茂元也內召入朝。會昌二年，李商隱參加吏部甄拔試入選，授秘書省正字，十年二十一歲的李商隱認為從此可實現(xiàn)理想，重鎮(zhèn)家聲。卻不料，同年冬，遭遇母喪離官，移家永樂（今山西芮城）開始了閑居生活，也錯過了仕途發(fā)展的最好時期。
會昌五年秋，服喪期滿，回到長安復職，不久武宗服金丹死去唐宣宗即位，他反對武宗的大部分政策，尤其厭惡李德裕。因此，整個會昌六年（846），都持續(xù)新一輪政治清洗，曾經(jīng)權傾一時的宰相李德裕及其支持者迅速被排擠出權力中心。在宣宗本人的支持下，以白敏英為首的牛黨新勢力逐漸占據(jù)了政府中的重要位置。這一年，李商隱任秘書省正字。35歲的李商隱終于有了兒子（李袞師），他的堂弟李羲叟也在這一年中了進士，這兩個好消息大概只能讓他興奮一時。會昌三年（843），李商隱的岳父王茂元在討伐藩鎮(zhèn)叛亂時病故 。王茂元生前沒有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幫助李商隱的升遷，他的去世無疑使李商隱的處境更加困難。
大中元年（847）李黨的給事中鄭亞外放為桂州刺史。桂管防御觀察使，辟李商隱入幕，為掌書記。三十七歲的李商隱離開長安，開始了長期的漂泊生涯。李商隱告別家人，隨鄭亞出發(fā)，經(jīng)過兩個月左右的行程，來到距京城大約5000華里以外的南方。鄭亞的這次南遷，是牛黨整肅計劃的一部分。李商隱愿意主動跟從一位被貶斥的官員，表明他同情李黨的一員。在桂林不到一年，鄭亞就再次被貶官為循州刺史，李商隱也隨之失去了工作。大中二年秋，他回到京城長安。據(jù)說，他在潦倒之際，寫信給故友令狐绹（他已經(jīng)進入權力的核心）請求幫助，但遭到拒絕，結果只能通過自己考試得到一個盩厔（今陜西省周至縣）縣尉的小職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0年前，他正好也是一個相當?shù)穆毼唬ê朕r(nóng)縣尉）。李商隱擔任盩厔尉時間不長，又被調回長安。此時，大中元年他在秘書省的情形非常相似：低微的官職，渺茫的前途，落寞之余，期盼著出現(xiàn)變化。大中三年九月，李商隱得到武寧軍節(jié)度使盧弘止的邀請，前往徐州任職。盧弘止個人是具有能力的，也對李商隱非常欣賞。如果盧弘止的仕途順利，李商隱可能還有最后一次機會。然而不巧的是，李商隱追隨盧弘止僅僅一年多后，盧弘止就于大中五年春天病故。李商隱不得不再一次另謀生路。盧弘止死后，詩人再一次入朝，得到了對他有宿怨的宰相令狐绹的幫助，補太學博士。
已是晚年的李商隱在政治上的不得意和幾經(jīng)周轉的飄泊生涯，消滅了李商隱大部分的政治熱情，而在大中五年的春夏間，詩人的妻子王氏病逝。這使李商隱的精神受到了極大地打擊。李商隱這一生悲慘的命運和他的婚事是密不可分的，但是李商隱并沒有對這樁為他帶來無所坎坷的婚事后悔。在李商隱的眼中，王氏是一位秀麗溫和體貼的妻子。我們也從李商隱的詩歌中感受到他對妻子的情感；如《傷掉后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
大中五年七月，被任命為西川節(jié)度使的柳仲郢向李商隱發(fā)出了邀請，希望他能隨自己去西南邊境的四川任職。李商隱接受了參軍的職位，他在簡單地安排了家里的事情之后，于十一月入川赴職。他在四川的梓州幕府生活了四年，大部分時間都郁郁寡歡。他曾一度對佛教發(fā)生了很大的興趣，與當?shù)氐纳私煌?，并捐錢刊印佛經(jīng)，甚至想過出家為僧。梓幕生活是李商隱宦游生涯中最平淡穩(wěn)定的時期， 大中九年，柳仲郢被調回京城任職。出于照顧，他給李商隱安排了一個鹽鐵推官的職位，雖然品階低，待遇卻比較豐厚。李商隱在這個職位上工作了兩到三年，罷職后回到故鄉(xiāng)閑居。大中十三年秋冬，李商隱在家鄉(xiāng)病故。
李商隱過世后的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人們對他的評價并不好，在史書多稱為“放利偷合，詭薄無行”將李商隱與王氏的聯(lián)姻稱之為“偷合”，多讓人感到不平。
李商隱早年的詩歌創(chuàng)作存留不多，卻顯露出詩人遠大的志向和才華。其中有一部分直接反應當時的社會政治問題，如《隋師東》、《重有感》、《行次西郊作一百韻》反映了宦官專政和藩鎮(zhèn)割據(jù)的問題。另外一部分就是寄托個人的志向，如《處食筍呈座中》、《無題（八歲偷照鏡），筆意婉轉，含蓄有味，初步顯示了李商隱的獨特的藝術風格。
從開成三年到會昌六年這九年間，是李商隱詩歌創(chuàng)作向縱深發(fā)展的時期，詩歌題材更加的豐富，感事抒懷，羈旅行役，詠史詠物。在創(chuàng)作藝術上漸趨成熟。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安定城樓》、《任弘農(nóng)尉獻州刺史乞假歸京》、等。
大中年間，李商隱度過了他最坎坷失意的后半生。這十二年中，三入幕府，飄泊天涯，眷念皇都，想念妻兒，憂憤政治的黑暗，感慨世事的滄海桑田。這一時期的詩憂時傷國的感情和個人自身命運的結合，形成了李商隱晚期詩歌的沉郁蒼涼的風格。
以上是對李商隱的詩歌風格的一個大略介紹，李商隱的詩歌也像他的為人一樣，在他去世很多年后李商隱的詩歌依舊可以說是小眾詩歌，僅流傳在一個小范圍內，甚至流傳的小冊子也是零零散散的十幾首。我們現(xiàn)在能看到的這些李商隱的詩歌，不得不歸功于一個人，這個人用現(xiàn)代的話來說就是李商隱的狂熱的粉絲。他不僅收集李商隱的詩歌，更是模仿。在此人之前，李商隱的詩歌并為受到重視，大多將他歸為駢文作者而非詩人。甚至有人評價李商隱不過是一個織錦的工匠，直到他這個頭號粉絲，楊億的出現(xiàn)，李商隱才開始以詩人著稱于世。現(xiàn)存楊億關于編輯李商隱詩歌的過程，不僅告訴我們李商隱的詩歌是如何轉播的，而且提供了很多有關唐代詩歌在宋代如何重現(xiàn)的一般信息。楊億在宋太宗至道年間（995—997）得到李商隱的一個抄本（即一個小集）內中手有百余首詩。雖然他起先對這些詩篇愛不釋手，但回頭看時覺得這些詩篇“未得其詩之深趣”。他描述了在真宗咸平年間（998—1003）廣泛尋找現(xiàn)存唐詩的情況。雖然他沒有確切地說找到了另一個小本子或小集，但在尋找過程中他將詩集擴大到了二百八十二首。他聽說唐末在長江下游地區(qū)有許多李商隱詩的本子，通過那里的一位朋友收集到更多的詩歌，于是將李商隱的詩集擴大到四百多首（為現(xiàn)存詩集的三分之二略強）
李商隱最終從一個華麗修辭家轉變成一個關注政治的多才詩人，這似乎是楊億花費心血重構李商隱詩集的結果。這一集子比小集擴大了四倍。如果最早的小集是李商隱唯一存世的詩篇，毫無疑問詩人的形象便會完全不同。楊億的描述冷靜的提醒我們，那些存在的小集是為了迎合時代趣味而編選的，我們光以這些手抄本小集的保存形式去理解詩人，會造成歪曲，不完全的理解。
為什么楊億通過收集李商隱的詩篇，把他們整理成集子，然后模仿就可以讓李商隱一個詩人的身份流傳于后世？這和楊億自身是有密不可分的原因，楊億本身也是這一時期最出色的文學人物之一。當然也有可能是他整理李商隱的詩集，被后世人所成為最出色，那么拋開這個我們就不得不提到宋初的一個流派——西昆體宋初詩壇上聲勢最盛的一派是西昆體。因白體和晚唐體是兩個松散的詩人群體，其詩風并未主宰整個詩壇。 西昆體，是以《西昆酬唱集》而得名的。宋初館閣文臣的唱和風氣到真宗朝而臻于極盛，《西昆酬唱集》就是這種風氣下的產(chǎn)物。真宗景德二年(1005)，翰林學士楊億等奉命編纂名為《歷代君臣事跡》的大類書，至大中祥符六年(1013)成書，詔題作《冊府元龜》。當時參加編書的共18人，其中如錢惟演、劉筠等都是著名的詩人。這么多的館閣文士集中在一起編書，自然不免要作詩唱酬。大中祥符元年(1008)，楊億將他們的唱酬之作編成一集。由于這三年的唱酬活動主要是在皇家圖書館－－秘閣中進行的，所以楊億據(jù)《山海經(jīng)》和《穆天子傳》中關于昆侖之西有群玉之山，是為帝王藏書之府的傳說，將這本詩集題作《西昆酬唱集》?！段骼コ瓿饭彩珍浟?7位詩人的247首詩，這些詩人是：楊億、劉筠、錢惟演、刁衎、陳越、李維、李宗諤、劉A1、丁謂、任隨、張詠、錢惟濟、舒雅、晁迥、崔遵度、薛映、劉秉。李宗諤以下11人沒有參加《冊府元龜》的編纂，但也參加了唱酬活動，所以《西昆酬唱集》作者是一個關系相當密切的詩人群體。 西昆體最引人注目的是其藝術特征。楊億等人最推崇唐代詩人李商隱，兼重唐彥謙。西昆集中的詩大多師法李商隱詩的雕潤密麗、音調鏗鏘。不但《無題》、《闕題》一類詩直接模擬李商隱詩，而且《漢武》、《明皇》等作也是脫胎于李的詠史詩。西昆集中詩體多為近體，七律即占有十分之六，也體現(xiàn)出步趨李商隱、唐彥謙詩體的傾向。 如此看了一個影響較大的流派最引人注目的卻是對李商隱詩歌的模仿，那么李商隱也就這樣走進大多數(shù)的人視線里，然后世人對其的研究就為停止過。
第二章
一個詩人，如果單單只是詩人本身是遠遠不夠的，一個詩人，詩歌才是他的靈魂。通過學習朗讀研究詩人的詩歌，才能得到一個完整的詩人。對李商隱詩歌的研究從十七世紀中葉興起的注釋傳統(tǒng)起，李商隱已經(jīng)聚集了比其他任何一位詩人更多的注釋，除了杜甫是例外。研究李商隱詩歌的專著和文章，大概比晚唐所有其他詩人的研究加在一起還要多。
李商隱的一些詩篇與他同時代認得作品一樣率直，但更多的是難讀的，晦澀異常的。他的作品中有較小卻很重要的部分暗示了熱戀男女之情。他的詩歌中這種雖然不淫靡但卻艷情的氛圍，長期以來吸引了系列情感的闡釋：批評家們或強調他的風格受到杜甫的影響，或將注意引向他的政治詩篇，而最重要的做法是賦予那些表面看起來是艷情的詩以隱喻性的解釋。
最早認為李商隱詩歌具有隱喻性的是南宋時期的張戒（生卒不詳，1124年進士，著書《歲寒堂詩話》。原本久佚，自明清始見大量著錄，清乾隆間，逐有《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歷代詩話》續(xù)，《四庫全書》本等均分為兩卷。上卷為詩歌總論，著重討論詩歌創(chuàng)作理論，兼評歷代詩人佳作；下卷為杜甫專論。）的《歲寒堂詩話》一書中。張戒明確地爭辯一種與眾不同的觀點：“世但見其詩喜說婦人，而不知為世鑒戒?！憋@然是在試圖將李商隱的艷情詩挽救為“嚴肅”詩。而這一時期的人經(jīng)歷了北宋滅亡，目睹了北宋皇室荒淫無度的后果。此前半個世紀，當代詩歌都被細細觀察，看是否有政治寓意；在一個指望隱晦的政治意義的社區(qū)里，詩人當人如此從事創(chuàng)作，以提供“為世鑒戒”。北宋晚期對杜甫的闡釋也被政治化，杜甫成為模范詩人，被認為無時無刻在關注王朝及其利益。
張戒提出者這種隱喻性闡釋模式，其范圍逐漸擴大，在十七世紀中葉開始的持續(xù)注疏傳統(tǒng)中心達到頂點（十七世紀中葉大概是鄭成功收復臺灣的時候，也就是清朝統(tǒng)治開始穩(wěn)定）在這一時期里這種闡釋方式是一個歷史現(xiàn)象，產(chǎn)生于特定的闡述環(huán)境，以至于我們要思考唐代是否這樣的闡釋方法？是否向兩宋交接時期和清代的隱喻性闡釋方法一樣，成為社會的主流？很顯然唐代存在這樣的闡釋方法，但是并未像這兩個時期運用于一位詩人的大部分作品的那種大范圍、巧妙性和程序化。在我看來李商隱的詩歌為什么會被認為有隱喻性可能和《謝河東公和詩啟》中他自說道：“為芳草亦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倍钌屉[的詩歌中大量的比喻借代，或許就成了后人用隱喻性的闡釋方式來閱讀他的詩歌。雖然在兩宋交接之處有了這樣的觀點，這種觀點也得到了擴大。但是仍有人認為李商隱是輕浮而辭藻華麗的詩人的負面評價，延續(xù)了整個宋代，并進入元代，至清代（十七世紀中葉）注疏傳統(tǒng)這種評論被有效地壓制，而李商隱詩參與政治的“嚴肅”詩人的觀點占了上風。
李商隱的詩歌種類繁多，詩體上也涉及廣泛，在此暫時歸類于，朦朧詩，詠史詩，詠物詩，應景詩。這四大板塊來說明。
朦朧詩：
這一類詩歌中無題詩暫居了大部分的位置，李商隱的無題也是歷代以來，人們研究的難點，也是李商隱的詩在一千多年后依舊如此魅力非凡的原因之一。
李商隱有相當數(shù)量的詩篇，并非旨在被以通?！袄斫狻保辽俨皇俏覀冊诮炭茣蛘咴娂竺娴淖⑨尶吹降?。這些詩篇指向隱藏的意思，但同時又將意思隱藏。有時候比喻背后的一般情況都是被人熟知的。其他時候，只能根據(jù)往往互相矛盾的片段來猜測一般的情況。一代又一代的箋注家們想盡辦法為特定的視頻設計場景，創(chuàng)作詳細的愛情故事，以便為詩篇提供框架。在這些場景和浪漫故事中，有些幾乎不可能，大多數(shù)則屬于“并非不可能”。往往被提出的場景有許多且互不相同時，我們所能肯定的是其中只能有一種“符合生平事實”，但并不意味著一定可能的。
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尋找李商隱詩篇背后的平生事實的努力不僅是無望的，而且不重要。在此類詩篇的背后，可能有普通人的激情；也有可能是詩意的激情，即由于李商隱所發(fā)展的接觸詩法而被強化了普通人的感情；可能根本沒有直接的個人情感經(jīng)驗，而只是陶醉于熱戀情人的詩歌角色，這本身也是一種激情。我們無法再任何特定文本中區(qū)分各種創(chuàng)作可能性，而只能棺材文本如何運作的。
研究李商隱朦朧詩的最好辦法，不是去試圖評價某種特定參照結構，無論是艷情詩還是政治詩的，也不要是試圖為特定詩篇構建場景，而是詳細分析這樣一首詩如何指向一個隱藏所指的，又阻止輕易的連貫性。也就是說，我們應該擱置某種最終放下以往經(jīng)驗里那些意向所指代的事物，將詩歌視作意義形成的一個過程。下面我們將來說說李商隱最晦澀的詩篇之一的《河陽》
河陽
李商隱
黃河搖溶天上來，玉樓影近中天臺。
龍頭瀉酒客壽杯，主人淺笑紅玫瑰。
梓澤東來七十里，長溝復塹埋云子。
可惜秋眸一臠光，漢陵走馬黃塵起。
南浦老魚腥古涎，真珠密字芙蓉篇。
湘中寄到夢不到，衰容自去拋涼天。
憶得蛟絲裁小卓，蛺蝶飛回木綿薄。
綠繡笙囊不見人，一口紅霞夜深嚼。
幽蘭泣露新香死，畫圖淺縹松溪水。
楚絲微覺竹枝高，半曲新辭寫綿紙。
巴西夜市紅守宮，后房點臂斑斑紅。
堤南渴雁自飛久，蘆花一夜吹西風。
曉簾串斷蜻蜓翼，羅屏但有空青色。
玉灣不釣三千年，蓮房暗被蛟龍惜。
濕銀注鏡井口平，鸞釵映月寒錚錚。
不知桂樹在何處，仙人不下雙金莖。
百尺相風插重屋，側近嫣紅伴柔綠。
百勞不識對月郎，湘竹千條為一束。
在說這首詩之前我們必須先提到一個人，同樣是唐代詩人李賀。李商隱年輕的時候接觸過李賀詩歌，這首詩在風格上的形成李賀有著重要的影響 ，再加上年輕的時候李商隱學習過一段時間的道教。這也是對他的意象具有深刻的影響。
河陽歌
李賀
染羅衣，秋藍難著色。
不是無心人，為作臺邛客。
花燒中(氵單)城，顏郎身已老。
惜許兩少年，抽心似春草。
今日見銀牌，今夜鳴玉宴。
牛頭高一尺，隔坐應相見。
月從東方轉，酒從東方轉。
觥船飫口紅，蜜炬千枝爛。
人們對李商隱的這首《河陽》講的什么各有其說法。朱鶴齡（1606年－1683年，字長孺，號愚庵，江蘇吳江人。 明亡后隱居家鄉(xiāng)著述）和跟誰他的一些批評家將這首詩解釋為悼念亡妻。河陽是李商隱岳父王茂元任節(jié)度使的地方（僅指843年的四月到九月這個短暫時間）朱鶴齡認為第一段講的是描繪婚姻。第二節(jié)則是回憶哪里的美麗姑娘以及他們遭遣散的悲劇，包括他妻子的去世。后面各節(jié)描繪了各種略有區(qū)別的對喪失和孤獨的沉思。姚培謙(1693～1766年，字平山，廊下人。為人清高，淡泊名利，尚書沈德潛薦于朝，不赴。一生勤于纂述，所著《經(jīng)史臆見》、《松桂讀書堂集》入《四庫全書》存目，還著有《楚辭節(jié)注》、《類腋》55卷，《春秋左傳杜注補輯》30卷，《朱子年譜》、《李義山詩箋注》、《樂善堂賦注》等，編有《唐宋八家詩鈔》、《陶謝詩集》等，與人合編有《文心雕龍輯注》、《通鑒攬要》27卷、《明史攬要》8卷、《宋詩百一鈔》8卷） 接受了此詩是悼亡妻的假定，但將每一節(jié)看作是詩人對過去生活不同階段的回顧。屈復（1668～1745，清代詩人。初名北雄，后改復，字見心，號晦翁，晚號逋翁、金粟老人，世稱“關西夫子”。 ）也將題目定為王茂元治所的說法，但是他認為失去的女子不是李商隱的妻子，而是王茂元家中與李商隱有戀愛私情的某位女子。程夢星（1678—1747，清詩人。字伍喬，又字午橋，號汛江，又號茗柯、香溪、杏溪。安徽歙縣人?？滴跷迨荒辏?712）進士，選庶吉士。 ）接受題目指王茂元治所的說法，但是他將詩歌創(chuàng)作的時間定于李商隱居四川的時候。他認為詩中的一部分表現(xiàn)對于妻子的悼念，而另一部分則是處理它拒絕納歌女張義仙為妾之事（這理論來自李商隱的另一首詩《上河東公啟》的內容）。以上呈現(xiàn)了這樣的一個現(xiàn)象，最早的注疏家們做出了同樣的假設，河陽和王茂元之間的聯(lián)系，但是對隨后的具體細節(jié)意見不同。直到馮浩（1719—1801，清代人，字養(yǎng)吾，號孟亭，浙江桐城人。） 的注釋才指出，李商隱并非在王茂元任河陽節(jié)度使時結婚。更與其他詩篇進行比較，馮浩并不認為“河陽”是指王茂元的治所，而是詩意的一個地方，其最著名的先列是江淹（444～505年，字文通，南朝著名文學家，歷仕三朝。 ）的《別賦》
又若君居淄右，妾家河陽，同瓊佩之晨照，共金爐之夕香。
對馮浩來說詩篇與詩人的妻子毫無關系。相反此詩是有關一場秘密的戀情，情人后來被別人帶走，最后南行去了湘江地區(qū)。第六節(jié)中“堤難渴雁自飛久”，詩人南行追到情人被帶去的地方，卻發(fā)現(xiàn)他已經(jīng)不在。到了現(xiàn)代，有些人已經(jīng)采納了馮浩對這首詩的詮釋，但稍作了改動。但也有反對的意見，有人提出，李商隱根本沒有去過瀟湘地區(qū)，認為只是對這位不情愿被帶走的同情。也有人將這首詩做了部分的政治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