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百家”這個詞匯，但凡上中學歷史課時不是全程睡覺的，大概都聽說過。不過古人好虛數(shù)，動輒“千百萬”的誰當真誰就輸了，這個“百家”大概是出自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做過的一番統(tǒng)計：
“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p>
此后在《隋書·經籍志》《四庫全書總目》記載的“諸子”總數(shù)甚至超過了千家，這件事情可就怪哉了——古人向來是不吝于牛皮吹上天的，估計看見水龍頭跑水都能吟出“飛流直下三千尺”，怎么唯獨在“諸子”的數(shù)目上謙虛了？
諸子百家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一座不可逾越的巔峰
不過若是翻翻這幾部豎版繁體的大部頭，除了能收獲頭暈眼花這一成就之外，還能解開上述疑問：其實所謂的“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并不是說先秦時期的各學術派別有189家，而是班固搜集到的諸子典籍的數(shù)目——其中儒家有53部、道家有37部、陰陽家有20部、法家有10部、墨家有6部、名家7部、縱橫家有12部、雜家有20部、農家有9部、小說家有15部，加起來正好189部、4324篇。而此后統(tǒng)計的“千家之說”大體也是如此，并非指學術派別的數(shù)量，而是典籍的數(shù)目。
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列傳第七十》中論各種學說要旨時，將其分為六家：
“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
而在此前戰(zhàn)國時期的荀子則有“六說十二家”的觀點，分別是一說它囂與魏牟、二說陳仲與史鰍、三說墨翟與宋銒、四說慎到與田駢、五說惠施與鄧析、六說子思與孟軻。不過在荀子看來，被點名的這12人都不是什么好鳥：“飾邪說，文奸言，以梟亂天下，矞宇嵬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蔽ㄓ小吧蟿t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才能“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圣王之跡著矣?！保ā盾髯印し鞘印罚?/p>
儒家“三圣”中，荀子和孟子在后世都不怎么受統(tǒng)治者待見
而班固則認為“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將諸子百家分為儒、墨、名、法、道、陰陽、縱橫、雜、農、小說十家，除去“不可觀”的小說家之后，又稱九流。
荀子之說意在罵街，暫且可以不論。而在司馬遷和班固統(tǒng)計的各流派中，其實差別也很大。
1、在組織上有大量信徒、除了思想體系還有行動表現(xiàn)的，唯儒家與墨家。
儒家就不用多說了，漢武帝時的一記“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大招，使得儒家在中國將近2千年的歷史中，地位形同基督教之于歐洲，至今仍在影響著我們的思想和行為。
至于墨家，韓非子曾經嘆曰：“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保ā俄n非子·顯學篇》）孟子也認為自春秋以來“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滕文公下》），由此可見墨家在當時的影響力。
墨子其實是個典型的理工男，不如儒家會來事，所以不招人喜歡
墨家是個極其注重組織性和紀律性的學術團體，主張“兼愛、非攻、尚賢、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樂、節(jié)用、節(jié)葬”，幾乎就是跟儒家扭著勁兒來。不過因為儒家的興起，老冤家墨家遭到打壓，再者墨家對人的要求太過嚴格，主張又與統(tǒng)治階層的需求格格不入，所以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
2、在學術思想上，可以開宗立派的有儒、墨、法、道四家。
法家與現(xiàn)代法治思想不同，包含了倫理、社會、政治與法治等多方面內容，以“富國強兵”為主要目標，因此對于后世的影響極其深遠，僅次于儒家。
說起法家總有人提起商鞅，其實集法家之大成者非韓非莫屬
但正如墨家處處看儒家不順眼，儒家更是視法家如死敵，大有“漢賊不兩立”之勢。尤其是重用法家的秦二世而亡，更是成了儒家口誅筆伐的反面典型，破口大罵了兩千年還沒過足癮頭。
儒家（其實是董仲舒）主張的“天人感應”、“道統(tǒng)”以及后期發(fā)展出的宋明理學對于統(tǒng)治階層加強君主集權非常有利，所以被后世大多數(shù)王朝作為立國之本。不過大多數(shù)頭腦清醒的帝王都很清楚，單憑儒家的嘴炮功夫是治理不好國家的，甚至只會添亂（如儒家理論的忠實實踐者王莽同學，不但搞丟了江山、搞沒了小命，更有甚者還被恩將仇報的儒家踢出門墻，又被扣上了滿腦袋的屎盆子），唯有儒法結合，才是治國正理。
儒家因董仲舒而興，但在學術思想上也被這貨歪曲得最狠
不過士大夫的嘴皮子當皇帝的也惹不起，于是歷史上幾乎所有聰明而且有為的皇帝都是掛著“內圣外王”的羊皮，賣“內王外圣”的狗肉：
“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繩下，常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過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資治通鑒·漢紀十九》）
道家為老子首創(chuàng)，主張“清靜無為”，“純任自然”，提出“知雄守雌”、“剛柔并濟”等辯證主義思想。道家最初本作為一種哲學思想存世教人，不過后來逐漸跑偏，拐進了宗教、養(yǎng)生、藝術等小胡同，甚至有了“佛道儒”之說（儒家、儒生、儒教是三個截然不同的概念），成了一門以拜神念經為主的宗教。若是老子泉下有知，當作何感想。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后來又成了太上老君……
3、其余諸家，則是“三觀”有別而已，并沒有明確的思想體系。
其余如名家、縱橫家、陰陽家、雜家、農家、小說家，更多的是研究領域和價值取向的區(qū)別，在思想上并沒有顯著的組織和體系。而其中的部分流派，如縱橫家、小說家等，更多的是是指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一些著名人物，在學術思想上很難自成一派。
4、其實諸子百家中的各學派并非涇渭分明，彼此間即有“內斗”亦有“外聯(lián)”。
春秋戰(zhàn)國時期，周室衰微不顯，諸侯并立實同列國。在這種情況下，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思想和學說，并在彼此之間的激烈碰撞過程中，相互融合、吸收、改良。盡管各學派在宣傳、教學時言辭激烈、門戶森嚴，但事實上彼此間同中有異、異中有同。
比如儒家和道家：“孔子適周,將問禮于老子”（《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比如儒家和墨家：“墨子學儒者之業(yè)，受孔子之術”（《淮南子·要略》），而在思想上兩者都倡導“仁愛”和“人治”；再比如法、道兩家主張剛柔不相容，但在《史記》中司馬遷不但將申（不害）韓和老莊并列一傳，還指出“申子之學本于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而且韓非子也著有《解老》、《喻老》等名篇；而孟子和荀子同出于儒家，卻是一個主張性善論，一個主張性惡論。同時，荀子的思想接近于法家，而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子、李斯又是荀子的學生等等。
亞圣說性善，后圣說性惡，可惜至圣死得早，不能給他倆評評理
最后簡單談談春秋戰(zhàn)國時期思想文化大爆炸的成因。
不管是百家、千家還是六家、十家，春秋戰(zhàn)國時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現(xiàn)象在中國歷史上幾乎絕無僅有，許多當時的文化理念至今仍在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和行為。那么，這種現(xiàn)象又是如何產生的呢？
1、當然離不開歷史的沉淀與積累。
須知從黃帝文化為開端，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已經有2千多年的歷史。即便排除掉傳說和文獻不可靠的時期，在殷商、兩周時代的文明程度之高、思想文化之豐富也遠超一般人的想象，因此，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諸子百家的思想主張，必然淵源于此。只可惜諸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等典籍早已失傳，而“謂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者凡三百篇”（《史記·孔子世家》）以及“筆削春秋”等行為，更是讓我們如今只聞“諸子”而不知上古先賢。
孔子刪述六經，個人認為是一場文化災難
2、技術的發(fā)展和學術的流傳。
因為技術條件的限制，上古時期從事文字記錄和學術研究的只限于少數(shù)貴族和官吏，如史祝、司徒、禮相等。后來隨著文字的普及和書寫工具的進步，同時由于周室衰微、諸侯爭霸，使得貴族與平民的界限被打破，也使得文化和教育在民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普及。漢人劉歆在《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中認為：“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法家者流，蓋出于理官；陰陽家者流，蓋出于羲和之官；名家者流，蓋出于禮官；墨家者流，蓋出于清廟之守；縱橫家者流，蓋出于行人之官”。這一認識雖然主觀，但是思路應該是沒錯的。
從甲骨卜辭到青銅銘文，再到竹簡，堪稱跨越式的進步
3、春秋戰(zhàn)國時期社會環(huán)境的影響。
春秋戰(zhàn)國時期，“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保ā墩撜Z·季氏篇》）周初確立的封建制度和禮教的解體，諸侯國事實上的獨立，都導致了社會環(huán)境和政治斗爭形勢的劇變。在這種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絕大多數(shù)人不知所措，但也不乏有賢明者苦思破局之策，于是有人思古，有人求新，更有人逃避現(xiàn)實以謀求解脫，于是形成了各種不同的思想潮流和價值觀、人生觀。
到了20世紀初葉，騎在億萬生民頭上兩千多年的皇帝突然沒了影，這一劇變再次引起思想文化的大碰撞，遂有新文化運動，此為后話，在此不提。
同時，同文同種的諸侯國之間激烈的斗爭,也提供了鼓勵思想、人才蓬勃而發(fā)的土壤。大一統(tǒng)王國的消失，國與國之間便捷的交流和流通渠道，使得某種思想或是人才即便在某國不受重視，也能在其他地方尋找機會。而這種思想和人才的交流，在當時非但不受譴責，相反受到鼓勵：“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保ā墩撜Z·季氏將伐顓臾》），而在后世被異化為忠君思想的儒家，在當時的主張其實是“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禮記·曲禮下》）
坐擁吳起、孫臏、張儀、商鞅、范雎、尉繚等人才不用，魏國亡了活該
所謂流水不腐，戶樞不蠹。當個人的命運與國家的興衰緊密交融，而且是在并非一潭死水的官僚機構、而是有更多選擇和機遇發(fā)揮個人才能時，于是標新立異者有之、言必稱三代者有之、富國強兵者有之、專攻術業(yè)者亦有之，遂有百家爭鳴。
4、養(yǎng)士文化和私學興起的影響。
西周封建發(fā)展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已由周王分封諸侯、諸侯分封卿大夫，發(fā)展到了卿大夫亦可分封門客，于是貴族養(yǎng)士風氣盛行。比如著名的戰(zhàn)國四公子和呂不韋等人，門下食客有數(shù)千人之多。這些人中既有雞鳴狗盜之徒，亦有能堅白異同之辯者，更能編纂出《魏公子兵法》、《呂氏春秋》等典籍，促進了學術思想的發(fā)展。
春秋時期孔子首開講學之風，此后儒家、墨家等學派都大規(guī)模的招收門徒，講授學問。而像齊國的稷下學宮，招攬了荀況、淳于髡、鄒衍、慎到、宋钘、魯仲連等文學游說之士數(shù)千人，供其議論講學，更有今日高等學府之雛形，為諸子百家學說的形成和完善奠定了基礎。
齊國一樣是個得才而不能用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