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學術(shù)月刊》2015年第5期。為適應微信風格，刪除了注釋，請見諒。閱讀、引用帶注釋的pdf，請點擊左下角“閱讀原文”。關(guān)注本刊微信公眾號，請點擊上方藍色的“學術(shù)月刊”?！?/span>
朱圣明：現(xiàn)實與思想：再論春秋“華夷之辨”
【摘要】以往學界對春秋“華夷之辨”的研究或多或少存在這樣的問題：以思想觀念中的華夷之辨涵蓋現(xiàn)實中的華夷之辨，以長時段的宏觀的華夷之辨涵蓋短時段的微觀的華夷之辨。春秋時期的華夷之辨實際有兩種存在形式，一種體現(xiàn)在處理日常事務的諸夏君臣的話語中，另一種則包含在《春秋》經(jīng)傳、諸子著作里。這使得該時期的華夷之辨在現(xiàn)實與思想層面上存在著一定的斷裂；就長時段、宏觀層面而言，天下人群無外華夷與夷狄，且二者可相互轉(zhuǎn)換，然在短時段、微觀方面看來，春秋時期的人群并不是非夏即夷的，其身份的互換亦非一蹴而就的。從華夷互變的過程中，在多種人群、多種身份交互區(qū)分的場景中，我們均能發(fā)現(xiàn)處在“華夏”“夷狄”中間狀態(tài)的族群，他們的身份介于“華夷之間”。
【關(guān)鍵詞】春秋時期 華夷之辨 華夷互變 華夷之間
【作者】朱圣明，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系助理教授（福建廈門 361005）。
華夷之辨是古代中國分辨“華夏”與“蠻夷”的思想觀念。其起源于西周末期，在春秋時代得到初步確立且盛行，往下一直延綿持續(xù)在整個中國古史進程中，并因歷史的發(fā)展不斷地被強調(diào)或獲得新的闡釋。對于春秋時期的華夷之辨，以往學界在取得較大成就的同時，也出現(xiàn)了一些值得商榷的論點與做法。其突出表現(xiàn)在：以思想觀念中的華夷之辨涵蓋現(xiàn)實中的華夷之辨，以長時段的宏觀的華夷之辨涵蓋短時段的微觀的華夷之辨。首先，存在于《尚書》《周禮》、春秋經(jīng)傳、諸子論著等作品中的華夷觀念固然能反映一定的春秋時期的社會事實，但其多少也包含了作者對理想社會華夷關(guān)系的設(shè)想與勾畫，不能全以現(xiàn)實視之。如在字字論褒貶的《春秋》一書中，有單純以文化禮儀、政治行為進退諸國：“夷狄”可因一人而進至“華夏”（如吳因季札“讓國”之賢而稱“子”）、“華夏”亦因一人而退至“夷狄”（如杞國為“夷”為“夏”全以杞國國君是否用“夷禮”來決定）、中國行乎夷狄則夷狄之（如晉因伐鮮虞被“狄”之）。這些做法更多地體現(xiàn)的是經(jīng)傳作者對春秋社會“華夏”禮儀文化、行為準則日漸喪失的憂慮，其將堅守與理想寄寓文中，期望建立新的社會秩序。在現(xiàn)實社會中，華、夷是否也是或全是如此區(qū)分則是值得慎重思考的?！蹲髠鳌贰秶Z》中諸國國君、大夫?qū)θA夷之辨也有相關(guān)闡發(fā)，且這些闡發(fā)比思想家的言論更能真實反映且有效影響當時社會的華夷關(guān)系。其次，就長時段、宏觀層面而言，天下人群身份無外華夏與夷狄，且二者可彼此互相轉(zhuǎn)換，然在短時段、微觀方面看來，春秋時期的人群并不是非夏即夷的，其身份的互換亦非一蹴而就的。論者往往重視華夷互變的可能及結(jié)果，卻多少未能留意身份的變化終究需要一個過程。在互變尚未完成前，對于那些處在過程中族群，當如何定位其華夷身份？論者往往將華夷辨別限定為兩種人群、兩種身份的對比，卻遺忘了一些多種人群、多種身份交互區(qū)分的場景。對于那種在與不同人群、不同身份互較中時而被視為華夏時而被看作夷狄的人群，他們的華夷身份又當如何定位？事實上，從春秋華夷思想的細部及復雜的現(xiàn)實社會中，均能發(fā)現(xiàn)類似問題的存在。而對這些問題的挖掘與辨析，將會促使我們更為深入全面地理解該時期的社會、人群與歷史。
一、現(xiàn)實與思想：“華夷之辨”的斷裂
西周末年以來，王室逐漸衰微，西北戎狄部族對宗周的威脅越來越大。最終，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年），犬戎攻破鎬京，殺幽王于驪山之下，西周滅亡。平王東遷洛土后，戎逼諸夏之勢更盛，“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諸戎時有為禍京師、侵擾諸夏之舉動。與此同時，南方為中夏稱作“夷狄”的楚國漸滅漢陽諸姬，“欲以觀中國之政”，其對北方諸夏的威脅亦愈加顯著。在這兩重壓力下，形成了春秋時期所謂“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的現(xiàn)實格局。這樣，一方面“西周亡于戎”帶給諸夏之國的震撼與憂慮尚未消除，另一方面，蠻夷戎狄的強大與壓迫又是諸夏所必須面對的事實。以上便是春秋盛行華夷之辨的歷史背景。在此情形下，時人通過華夷之辨來尊崇周室、友善諸夏與維護華夏禮儀文化，共同抵御蠻夷及其文化的入侵。
現(xiàn)在看來，春秋時期的華夷之辨有兩種存在形式：一是現(xiàn)實中的夷夏之防，其包含在處理日常事務的諸夏君臣（實際政務的參與者）的話語中，多少有些偏激，但卻真實；二是《春秋》經(jīng)傳、諸子著作特別是先秦儒家思想及言論中的夷夏分別，其通過所謂筆削之義來體現(xiàn)，帶有些許變通、理想化的成分。兩者的目的均如上言，但在具體操控上，《春秋》經(jīng)傳這一類顯然走得更遠。在經(jīng)傳作者（思想家）那里，即便是諸夏之國，若政治行為、文化禮儀不符華夏，其也會被以“夷狄”待之。它體現(xiàn)的是思想家對華夏文化及周王室那種超越政務參與者的近乎理想的不容絲毫褻瀆的尊崇。
關(guān)于《春秋》經(jīng)傳中的華夷以文化、政治區(qū)分，前人之述備矣。以往學者在論及先秦華夷之辨時多只是突出經(jīng)傳中的思想家的文化、政治區(qū)分準則，或雖有提到政務參與者的華夷區(qū)分觀念，但總以偏激、非主流斥之，很少有人認識到二者存在與作用的領(lǐng)域并不相同：一為思想內(nèi)部，一為現(xiàn)實層面。固然，現(xiàn)實社會中“蠻夷”與“華夏”的確在文化禮儀、同周室政治關(guān)系上存在顯著差別，然而，這種差別由來已久并在短時間內(nèi)很難被改變，華夏同蠻夷的族群特征與界限也由此而趨向固化。此時，現(xiàn)實中的他們斷然不會僅以某一行為、舉動而被另視為“夷狄”或者“華夏”。
于是，我們看到，在思想家那里，楚、吳、秦的身份有時是“夏”、有時又變而為“夷”，衛(wèi)、鄭、蔡等華夏之國（民）亦有被“夷狄之”的經(jīng)歷， 甚至晉、魯二國的“華夏”身份也曾受到過挑戰(zhàn)。 然在春秋時期參與現(xiàn)實政務的諸國君臣那里，卻從未見有上述諸夏之國被稱為“夷狄”、夷狄之國被稱作“華夏”的情況發(fā)生。唐代韓愈在其著《原道》中所言的“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的事情只會發(fā)生在經(jīng)傳大義中，在思想領(lǐng)域之外的社會現(xiàn)實中，華夷之辨則表現(xiàn)為另外一番情景。
同經(jīng)傳作者（思想家）全以行為準則、禮儀規(guī)范為標準判斷某人、某國在某一時期的華夷身份不同。李鋒先生根據(jù)《左傳》相關(guān)材料指出春秋時期現(xiàn)實中“無論‘華夏’各國之間的關(guān)系是多么的敵對，他們從未互稱對方為‘戎’，同樣，無論戎族與某個‘華夏’國家之間的關(guān)系有多親密，兩者之間的差別卻是根本的”。李氏此論可以在史籍中得到許多驗證。如齊晉鞌之戰(zhàn)（前589年）之后，晉景公使鞏朔獻齊捷于周，周定王辭而不見，使單襄公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昵、禁淫慝也?！贝颂帲芏ㄍ趺餮?，蠻夷戎狄不從王命乃有獻捷之舉，諸夏乃周室之兄弟甥舅，即便不從王命，也只是伐之而告事，絕不能以“夷狄”待之而獻捷。然若依《春秋》經(jīng)傳大義，不聽王命，不從王法，乃為夷狄之行，理應以“夷狄”視之，如《谷梁傳·隱公七年》衛(wèi)國因攻擊周天子大夫被稱為“戎”。這顯與周定王之言論相悖，其表明現(xiàn)實中諸夏之國的華夏身份及與周室的親昵關(guān)系，不會因為某一具體政治行為而喪失。
再如，周景王元年（前544年），針對晉平公招集諸侯為杞國修筑都城之舉，鄭國正卿子大叔評曰：“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蓖辏焦运抉R女叔侯為使前往魯國，讓其歸還魯國此前侵占杞國土地，魯國并未全部歸還。晉悼公夫人（平公之母，杞女）非常生氣，叔侯卻曰：“杞，夏余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后也，而睦于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本o接著《左傳》作者則有“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之語。兩相對比之下，子大叔、叔侯在強調(diào)晉國不應過于親近杞國的原因時都提到了杞為夏之后裔的身份。在他們看來，諸姬與魯國均為晉之同姓，親親之義應多于先代之后。至于叔侯所提杞“即東夷”之“即”，應理解為靠近、親近之義，與“睦”對應，而非直視杞為東夷。試想，在當時夏夷關(guān)系緊張的局面下，若杞在現(xiàn)實中真被人們直接當做東夷，子大叔、叔侯如要突出其同諸夏與晉國關(guān)系之親疏利害，稱杞為“夷狄”比“夏肄”“夏余”更有說服力。其未如此，證明現(xiàn)實社會中親近夷狄，并不絕然便被視作夷狄。此與《左傳》作者稱杞為“子”，以“夷狄”視之顯有不同。
此外，春秋時期實際政務的參與者們有過多種華夷區(qū)別言論。如管仲曾言：“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敝芟逋跏辏ㄇ?36年），王欲以狄人伐鄭，富辰諫曰：“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jīng)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奸具矣。”周定王向晉國來聘使者隨會介紹王室接納戎狄納貢的待遇時言道：“夫戎狄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季文子在勸諫魯成公勿投楚叛晉時曰：“《史佚之志》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 顯然，在政務參與者那里，華夏與夷狄的區(qū)別都是與生俱來或淵源有自的。這種區(qū)別與其說是單純的文化、政治差異，不如視作族類（種族）的不同更為恰當。在他們看來，現(xiàn)實社會中為“夏”為“夷”的群體都是確定且相對凝固的，這種凝固性不會隨著《春秋》大義之褒貶而輕易改變。正因如此，他們敵視的是“夷狄”族群，而非思想家所謂的“夷文化”。有學者認為孔子褒揚的“攘夷”是文化之夷，而非種族之夷， 但在當時情景看來，二者并不能那么絕然的分開。不“攘掉”種族之夷，文化就要被“夷掉”?，F(xiàn)實中，齊桓“尊王攘夷”攘的是作為群體的“夷”，而不是一種“夷文化”。在春秋時期，真正對諸夏社會構(gòu)成最直接威脅的是“夷狄”群體的軍事壓力，而非文化侵蝕。由此，相比之下，政務參與者的華夷觀念似乎更能反映當時的社會形勢。
上述可知，春秋時期的華夷之辨在現(xiàn)實與思想層面上存在著一定的斷裂。概而言之，現(xiàn)實中華、夷的族群界限是相對固定的，短時間內(nèi)較難被突破。一時的文化形式、政治傾向的變易并不能導致華夷互變的發(fā)生。事實上，現(xiàn)實社會中楚、秦等國向“華夏”的轉(zhuǎn)變也是通過文化變革及參與諸夏盟會等方式逐步進行的。此與思想領(lǐng)域內(nèi)，楚、秦乃至諸夏之國的華夷身份可因不同的文化、政治取向而瞬時變化存在著明顯差異。明乎此，我們才能更為全面、深入地把握春秋時期華夷之辨的內(nèi)容及其特征。
當然，現(xiàn)實與思想不僅僅只有斷裂，思想雖非現(xiàn)實之鏡，但多少亦能反映一定的現(xiàn)實情勢。華、夷族群的確在文化形態(tài)、政治傾向上存在較大差異，長遠而言，他們也能通過此兩方面的變化而發(fā)生互變。思想家只是將此長遠互變傾向視作了實時區(qū)分標準而已。此外，由于思想的超前性，在歷時層面上，與現(xiàn)實斷裂的思想往往會在下一個時間段融入現(xiàn)實或變成現(xiàn)實。如《春秋》經(jīng)傳中夷狄進至中國、“內(nèi)諸夏而外夷狄” 等設(shè)想在此后都成為了事實。從春秋末期到戰(zhàn)國，楚、秦由蠻夷變?yōu)榱巳A夏。中原蠻夷或為諸夏所并，或被驅(qū)逐到四邊之地。諸夏之國在政治、文化、經(jīng)濟等方面亦日漸趨同。華夷五方格局（華夏居中，蠻夷分處四方）、“內(nèi)諸夏而外夷狄”的局面得以真正成形。相應的，現(xiàn)實也需要從思想中汲取養(yǎng)分以論證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如李云泉指出的，“隨著夏夷限域由觀念變?yōu)楝F(xiàn)實，建立在詳略與親疏原則之上的夏夷內(nèi)外之分，遂成為后人以地之內(nèi)外劃分夏夷的理論來源”。此種從《春秋》經(jīng)傳、諸子言論中選擇不同思想以滿足某種現(xiàn)實需求的做法在秦漢之后的歷史進程中屢見不鮮。
二、思想的細部：“華夷互變”的過程
春秋時期的華夷觀念在《春秋公羊傳》中得到了大力闡發(fā)，并經(jīng)漢代公羊?qū)W派沿著思想的“內(nèi)在理路”繼續(xù)發(fā)揮，形成了許多著名的處理、對待華夷關(guān)系的方式與準則。但后世學者在過于關(guān)注這些春秋公羊?qū)W宏觀大論的同時，卻相對忽視了對思想細部的深掘。
一般認為，政治傾向與文化禮儀是《春秋公羊傳》判斷族群華、夷身份的重要標準，在該書中，借以二者的改變，蠻夷可進至“中國”，華夷亦可變?yōu)椤靶乱牡摇?。長時段宏觀而言，此論不虛。但在思想的細部，春秋公羊?qū)W中，無論是華夏還是蠻夷，其身份的徹底轉(zhuǎn)變斷非瞬時便可完成。換句話說，“華夷互變”需要一個過程。如此，對于那些處于身份變化過程中的族群，將之徑直歸為華夏抑或蠻夷均不太合適。
筆者注意到在注重《春秋》異辭，以闡述其背后大義的《公羊傳》及漢代公羊?qū)W家那里，若諸夏有夷狄之行，在貶斥時，其辭令格式是“因……，故（而）夷狄之”。此“夷狄之”應理解為“以夷狄視之”，即視同夷狄，而非直接將其完全歸入“夷狄”之列。如《春秋·桓公十五年》記載：“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公羊傳》釋為：“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焙涡葑⒃唬骸盎腹袗?，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為眾，眾足責，故夷狄之?！薄洞呵锓甭丁ね醯馈吩疲骸耙牡役淙?、牟人、葛人，為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此其誅也。” 何、董二義雖不同，然其評判宗旨均為：諸夏之國行乎夷狄，故與夷狄相系。其中，董仲舒所謂“夷狄”二字顯為一動詞。依此理解，傳文中“夷狄之”當取“以夷狄對待”之意，并非認定三國身份為夷狄?！豆騻鳌返倪@一義例為漢代公羊?qū)W者所繼承。如周定王十九年（前588年），“鄭伐許”。何休注云：“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shù)侵伐諸夏。自此之后，中國盟會無已，兵革數(shù)起，夷狄比周為黨，故夷狄之?！薄洞呵锓甭丁ぶ窳帧吩疲骸啊洞呵铩吩唬骸嵎ピS。’奚惡于鄭，而夷狄之也？”；再如周景王十五年（前530年），“晉伐鮮虞”。何休注云：“謂之晉者，中國以無義，故為夷狄所強。今楚行詐滅陳、蔡，諸夏懼然，去而與晉會于屈銀，不因以大綏諸侯，先之以博愛，而先伐同姓，從親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薄洞呵锓甭丁こf王》云：“《春秋》曰：‘晉伐鮮虞?！蓯汉鯐x而同夷狄也？” 著一“同”字，此即意謂晉本不是夷狄，現(xiàn)將其視同夷狄，但并未將之歸為“夷狄”。
論者通常認為春秋時期諸夏之國若有夷狄之行，會被看成是“新夷狄”。其依據(jù)為《公羊傳·昭公二十三年》傳文。該年《春秋》經(jīng)記載：“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嚙?！薄豆騻鳌吩唬骸按似珣?zhàn)也，曷為以詐戰(zhàn)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慌c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嚙何？吳少進也?！?然而，綜合來看，文中“新夷狄”并不能直視為新的“夷狄”。從“曷為不使中國主之”可知，即便傳文將頓、胡等國同“夷狄”相系，但卻并未將他們完全排除出“中國”。就像傳文雖然“少進”吳國，卻仍有“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之說，即其仍未徹底擺脫“夷狄”身份。顯然，相比于吳國的“少進”中國，頓、胡等國當為“少退”夷狄，而非退為夷狄。在東漢何休那里，傳文中的“新夷狄”亦未視作特定群體。其注為：“中國所以異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亂，莫肯救，君臣上下敗壞，亦新有夷狄之行?！痹谒磥恚靶乱牡摇碑斃斫鉃椤靶掠幸牡抑小?，而非直視胡、沈、陳、蔡等國為夷狄。其說當?shù)弥?/span>
反過來，在《公羊傳》中，“蠻夷”并未因為一時舉止符合華夏禮儀而被完全等同為“華夏”。上文“吳少進”便意味著吳國未能馬上與華夏完全同一。另據(jù)《春秋·定公四年》記載：“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zhàn)于伯莒，楚師敗績?！薄豆騻鳌丰屧唬骸皡呛我苑Q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吳國因幫助中原蔡國打敗“蠻夷”楚國，被書以華夏之爵，然其未能恢復“吳伯”之稱 ，仍只能稱“子”。按照“夷狄進爵稱子是也”、“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等說法，這里吳顯然也只是“少進”于中國，未被徑直歸入華夏。又《春秋》經(jīng)記載，該年同月“庚辰，吳入楚”，《公羊傳》傳文為：“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此即意味若夷狄“少進”中國后重新有夷狄之行為，其仍會返回為夷狄。不同于前述對諸夏“夷狄之”的義例，這里的“夷狄”為名詞，其意為吳國重歸夷狄。此亦證明吳國先前并未完全獲得諸夏待遇，其只是被視同為諸夏。
這樣，在春秋公羊?qū)W中，“天下”人群實質(zhì)上可分為四類：華夏、夷狄、被視同華夏的蠻夷與被視同蠻夷的華夏。后二者是前二者在華夷區(qū)分標準下，被短暫、臨時或場景性地視同為另一群體而產(chǎn)生的。同其他本為“華夏”“蠻夷”的人群相比，他們的華、夷新身份尚未完全獲得，而確又與其舊有身份存在差異。
另外，《春秋》公羊之義有“許夷狄者，不一而足”，意謂認可夷狄獲得華夏身份，不能一步到位。換言之，接納“夷狄”為“華夏”的過程，不能僅憑“夷狄”的某一舉動便徑直完成，而要循序漸進之。此從《公羊傳》對楚國的態(tài)度可得而知?！洞呵铩の墓拍辍酚涊d：“冬，楚子使椒來聘?！薄豆騻鳌丰屧唬骸敖氛吆危砍蠓蛞?。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焙涡葑椋骸霸S，與也。足其氏，則當純以中國禮責之，嫌夷狄質(zhì)薄，不可足備。故且以漸?！薄洞呵铩放e凡諸侯國之間征伐、會盟、朝聘等軍政大事均有記載，于帶有“夷狄慕王化”性質(zhì)的楚使來聘更不例外。然若單純記為“楚以大夫椒來修聘禮”，則與楚大夫向來不為中原諸國所承認產(chǎn)生矛盾。權(quán)衡之下，《春秋》第一次以楚大夫的名分載錄了此事。然而，以大夫之尊當用其氏，此卻僅書其名。這是因為認可楚國，予其完全“華夏”待遇不能一蹴而就，只能漸次為之。
此種春秋筆法在楚之稱謂上亦有體現(xiàn)。《春秋·莊公十年》記載：“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薄豆騻鳌丰屧唬骸扒G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钡角f公二十三年（前671年）時，《春秋》則以“荊人”稱楚，公羊傳文釋為：“荊何以稱人？始能聘也”，何休《公羊解詁》曰：“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王化，修聘禮，受正朔，當進之，故使稱人也。稱人當系國，而系荊者，許夷狄者，不一而足”。楚由進攻姬姓蔡國到向魯國行聘禮，行為、禮儀愈發(fā)華夏化。與此對應，楚之稱呼也經(jīng)歷了從“稱州”到“稱人”的改變。然“稱人”當系以國名（楚），經(jīng)文所以以州名相系者是為了將作為“夷狄”的楚國一步一步地納入“華夏”。前述文公九年（前618年），楚國再使使者來聘，此時經(jīng)文以“楚子”相稱，較“稱人”又更進一步。
以上楚大夫稱名不稱氏、楚國稱人不系國名均體現(xiàn)了公羊傳“不一而足”的思想。它們表明楚國的華夷身份在公羊?qū)W說中曾處于這樣一種狀態(tài)：開始逐步擺脫蠻夷身份向華夏靠攏，但又未能完全融入華夏，為華夏所認可。
這一狀態(tài)春秋時期的潞國也經(jīng)歷過。周定王十三年（前594年），和晉國聯(lián)姻的赤狄潞國被晉景公所滅?！豆騻鳌氛J為其滅亡原因在于“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陶克濤先生分析指出：“這段話可以理解為潞在戎狄與華夏之間處于孤立狀態(tài)，也可以理解為在文化上潞已在喪失戎狄的特點而又沒有完全喪失，形成一種既是戎狄又是華夏的過度族體。”結(jié)合何休注文“未能與中國合同禮義相親比也，故猶系赤狄” ，筆者更傾向認為傳文當理解為潞國在禮儀與政治行為上既非中國（華夏），亦非夷狄，而是介于二者之間。
“不一而足”的大義之外，公羊?qū)W又有“三世異辭說”?！豆騻鳌る[公元年》認為孔子著《春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仲舒據(jù)此發(fā)揮指出：“《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在其之后的漢代公羊?qū)W派“殿軍”、東漢著名今文經(jīng)學家何休又對此進一步闡發(fā)，明確提出了“三世說”，分別以“據(jù)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來對應“所傳聞世”“所聞世”“所見世”。他主張：“于所傳聞之世，見治起于衰亂之中，用心尚粗糙，故內(nèi)其國而外諸夏；……于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nèi)諸夏而外夷狄；……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span>
按照何氏觀點，隨著時代遷移，外部地域可融入內(nèi)部核心地域、“夷狄”可轉(zhuǎn)變?yōu)椤叭A夏”，然此融入與轉(zhuǎn)變都不能馬上實現(xiàn)，須歷“三世”。漢世公羊?qū)W家將隱公至哀公的魯國史劃分為“三世”只是為了解釋《春秋》“異辭”之因，并藉此闡發(fā)并宣揚一種進步的社會歷史發(fā)展模式。事實上，至春秋魯史終結(jié)，諸夏并未取得統(tǒng)一，而“夷狄”或依然尚存于齊魯之地。 因此，“夷狄”向“華夏”徹底轉(zhuǎn)變所需之時間不應量化，“三世”應理解為一種不定的歷史時期。就像東漢王充所指出的，“古之戎狄，今為中國；古之裸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商舄”。完成由夷變夏的“古”與“今”的跨度便不能精確之。顯然，若如公羊?qū)W派所言，必然存在這樣一個歷史階段：夷狄或多或少華夏化，但又未能完全等同或融入華夏。
三、現(xiàn)實的復雜：“華夷之間”的存在
在春秋天下人群結(jié)構(gòu)上，作為對那種“非夏即夷”兩分格局的突破，我們可從春秋公羊?qū)W思想中推論出處于華夏、夷狄中間狀態(tài)之族群的存在。事實上，以短時段、微觀來看，春秋現(xiàn)實社會的復雜也使得華夏、夷狄的稱謂并不能完全精準概括天下所有人群的華夷身份。即族群身份的位處“華夷之間”在現(xiàn)實中亦是存在的。
陳筱芳曾指出：“春秋所謂戎狄蠻夷應分為兩個層次：其一，戎狄蠻夷各部族；其二，周所封諸侯楚、吳、越、邾、莒、杞等，它們雖謂為夷狄，但與夷狄部族在文化形態(tài)上并不相同，姑且稱之為夷狄諸侯?！被诖?，他認為：“蠻夷各部族與楚之戰(zhàn)與其說是蠻夷內(nèi)部的斗爭，不如視為夷狄同華夏的沖突更恰當，因為春秋時期的楚國并非夷狄文化的代表，其民族風貌表現(xiàn)出與華夏文化相似的精神，它在春秋中期就已融合于諸夏”。在陳氏看來，以文化而論，春秋總稱“蠻夷”的人群可劃分為“蠻夷部族”“蠻夷諸侯”兩種，他們同華夏的關(guān)系并不相同。其中楚、吳等蠻夷諸侯的文化身份介于蠻夷部族與諸夏之間。
應該指出，西漢董仲舒早已提出這一論題。其指出：“《春秋》慎辭，謹于名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zhàn)，大夷言戰(zhàn)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zhí)，各有辭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zhàn)，大夷避中國而不得言獲，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zhí)，名倫弗予，嫌于相臣之辭也。是故大小不逾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汪高鑫先生認為：“這段話包括三層含義，一是認為《春秋》注重通過遣辭來明辨夷夏之別；二是將夷夏別為三等，即中國、大夷和小夷，強調(diào)小夷避大夷、大夷避中國、中國避天子，也就是說，不但有夷夏之別，而且還有大夷小夷之別；三是認為辨別夷夏為三等，其目的是為了‘明倫’，即是為了維護綱常等級秩序和辯明尊卑關(guān)系的需要。” 其說甚為精辟。依仲舒之意，《春秋》將天下人群分為三等（類），其中大夷、小夷雖同屬“蠻夷”，卻是兩種不同的人群，分別有著各異的遣辭與回避對象。按照“《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 和“小夷避大夷、大夷避中國”之準則，相比于小夷，大夷在地位及族群關(guān)系上顯然更為靠近中國（華夏）。
根據(jù)所謂春秋筆法，我們可通過兩起事例來了解董仲舒小夷、大夷的具體所指。魯隱公七年（前716年），“天王（周桓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薄豆騻鳌吩唬骸胺膊吆?？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zhí)之也。執(zhí)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為大之？不與夷狄之執(zhí)中國也。” 此符合仲舒之言，在“執(zhí)”之辭上，“小夷言伐”。因而在《春秋》中，戎為小夷；另，前引魯昭公二十三年《公羊傳》傳文有“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嚙何？吳少進也”之語。言外之意，本來吳國執(zhí)陳國大夫夏嚙不當言“獲”，因其“少進”于華夏才如是書寫。按照“大夷避中國而不得言獲”可對應得知，吳原為大夷。這樣，依仲舒所理解的《春秋》辭例，即便吳國未能“少進”中國，其作為“大夷”本身也是處于“小夷”戎與“華夏”之間的。很顯然，《春秋》“大夷”可對應“蠻夷諸侯”，“小夷”則為“蠻夷部族”。
吳國之外，較多研究者注意到了春秋時期楚國處在華、夷之間的特殊情況。如張正明指出：“一個夷，一個夏，似乎非此即彼，把先秦的族類都囊括無遺了。其實不盡然。有個楚，在春秋以前，任你給它戴上夷的帽子或夏的帽子，都能將就，但又都不太適合”，“春秋時，華夏往往把楚人當作蠻夷，而蠻夷則往往把楚人當作華夏。由此也可以說，楚人是亦夏亦夷”； 許倬云亦認為：“即使孟子還在指斥楚國為南蠻，楚國卻早就有了第一批南方的‘他者’，成為楚人心目中的‘蠻夷’”。許先生指出這批“蠻夷”即所謂百濮與群蠻； 李龍海則謂：“自莊王到平王近一個世紀，為晉楚爭霸的時期。也是楚由蠻夷轉(zhuǎn)而為華夏的關(guān)鍵時期?！睆膶W者們的研究中不難發(fā)現(xiàn)，無論是根據(jù)共時層面不同主體視角（場景）的轉(zhuǎn)變，還是依照歷時層面楚國華夷身份的變換，春秋時期的楚國均在“華夷之間”。不過，以上研究多是從客位角度得出的結(jié)論，難免有些忽視楚人自己的看法。
事實上，上述兩種情況也都可在楚人自身那里找到依據(jù)。關(guān)于春秋時期楚國及楚人如何定位自己，我們可從以下幾起事例中知悉。史載西周夷王、東周桓王時期，楚人均有自稱“蠻夷”之語。而到周靈王十二年（前560年），時楚共王薨，楚國令尹子囊與楚大夫共議楚共王謚號，認為楚共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此語雖在夸耀共王之勛業(yè)，然其亦可彰顯楚國或楚人對自身未來發(fā)展道路的認識——安撫境內(nèi)“蠻夷”，向南兼并南方之地，向北融入諸夏。顯然，楚人此時既不認為自己屬于“蠻夷”，也并不自詡為“諸夏”。這便是歷史發(fā)展所引致的其對自身身份認識的變化；此外，被諸夏視為“蠻夷”的楚國，在與其他“蠻夷”互動的場合，卻一再鄙視他人，夸耀自身的“華夏”風貌。如《新書·退讓》記載：“翟王使使至楚，楚王欲夸之，故饗客于章華之臺上。上者三休，而乃至其上。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 此處，楚王顯然是在向狄王夸飾其宮室之巍峨壯觀；《韓詩外傳》卷八書錄了這樣一件事情：“越王句踐使廉稽獻民于荊王。荊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G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拐叱鲆娏唬骸趧t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這里，楚稱越為“夷狄之國”，并以華夏禮俗要求越之使者。從上舉兩例可知，在楚人看來，自身與狄、越之類的夷狄絕不是同一種人，此又與諸夏斥楚為“蠻夷”相對，昭示了楚人“華夷之間”的族群身份。
同楚國一樣，春秋時期的秦國亦有類似處境。因秦初封于戎狄雜處之地，不與諸夏盟會朝聘，諸夏常以“夷狄”視之?！扒仄г谟褐?，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秦穆公自稱秦國為“中國”?！妒酚洝で乇炯o》記載：“戎王使由余于秦。……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此處，秦國“中國”的稱謂亦是在同“戎夷”的對比場合下產(chǎn)生的。除此之外，作于春秋中葉的秦公鐘、秦公簋銘文亦能反映秦人對自身的定位。 其銘文前部分別為：“丕顯朕皇祖受天命，竈又（有）下國。十又二公不墜在上，嚴龔夤天命，保□厥秦，虩事蠻夏”“秦公曰：不顯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跡。十又二公，在帝之坯。嚴龔夤天命，保業(yè)厥秦，虩事蠻夏”。銘文均同時提到了秦、蠻（當為秦國西北的戎狄）、夏（當為秦國東部的諸夏之國），說明秦人自認非蠻非夏。李鋒據(jù)秦國早期歷史認為銘文中秦的祖先扮演“蠻”與“夏”兩個對立世界的調(diào)停者。 很明顯，秦人是在做著一項與其特殊身份相匹配的事業(yè)。由上，在與春秋諸夏、戎狄交互對照下，秦人之身份無疑處于二者之間。
除吳、楚、秦等“大夷”外，春秋時期諸夏國內(nèi)“小夷”的身份在不同場景變換下亦可被歸入“華夷之間”。許倬云先生曾指出在當時的諸夏之國存在內(nèi)、外兩種他者，即國內(nèi)的他者與華夏世界之外的他者。但他主要關(guān)注的是內(nèi)外他者襯托“我人”（華夏諸侯）內(nèi)部凝聚的意義， 并沒有牽涉到這種人群分類將給諸侯國內(nèi)之他者帶來的身份上的矛盾。當諸夏之國對華夏世界之外的他者（如楚國）稱“華夏”時，其國內(nèi)的他者也被連帶賦予了該身份。而到視角轉(zhuǎn)入國內(nèi)，諸夏之人對國內(nèi)的他者稱“華夏”時，國內(nèi)他者便又成了“蠻夷”。由此，伴隨場景之變化，國內(nèi)他者的族群身份是搖擺在“華夷之間”的。以春秋時期晉國國內(nèi)的姜戎氏為例，當晉國被稱作諸夏之國時，姜戎氏亦被統(tǒng)合進了“華夏”，而在晉國國內(nèi)，姜戎氏無疑又是被視作“蠻夷”的，連其自身也知道“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 ?？梢?，華夷身份在場景更換，歷史發(fā)展過程中是變動的，該變動會促成“華夷之間”這一特殊身份的出現(xiàn)，是華夷兩分理論所無法解釋的。
要之，同元典時代的諸多思想一樣，春秋華夷之辨是后世華夷思想的基源，其華夷互變、華夷兩分理念在歷史長河中被一再提及、借用并成為典范。與此同時，春秋華夷之辨的斷裂性及“華夷之間”的存在卻被忽略。在后世種種典范化的敘述中，諸如此類有違典范或傳統(tǒng)的思想與記憶總被有意無意地遮蔽、湮滅與忘卻。或許這些思想與記憶在當時并不認為是主流思想，但其卻有助于我們較為全面的認知活生生的社會、人群與歷史。從此出發(fā)，我們相信不同歷史時期的華夷之辨尚有繼續(xù)深入挖掘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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