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看夕陽，看秋河，看花，聽雨，聞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飽的點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雖然是無用的裝點，而且是愈精練愈好。”
這是魯迅弟弟周作人在文集中寫下的一段話，看得出，周作人對生活還是很有自己的講究的。
然而到了晚年，由于眾所周知的投靠日偽的經(jīng)歷，周作人的人生晚景可謂黯淡凄涼。
1940年周作人在書房留影
投敵始末
1938年春天，北京飯店，由日偽政權(quán)組織的“更生中國文化建設(shè)座談會”在此召開，周作人等文化名人突然出席，引得舉國輿論嘩然，文化界抗敵協(xié)會更是發(fā)出全國通電，譴責周作人等人的行為。這便是他投敵的開始。
到了這年秋天，作為北平聲望最高的作家之一，周作人出任偽政權(quán)東亞文化協(xié)議會委員，“半只腳落水”，周作人這一行為受到社會輿論的強烈批判。
1935年周作人與羽田信子在北平
1939年元旦，國民黨軍統(tǒng)勢力暗中支持的“抗團人士”，在北京八道灣11號周作人家中試圖用手槍刺殺周作人，僥幸的是子彈恰好打在了紐扣上，周作人僅受輕傷。
事后兇手逃脫，而日本人卻借著調(diào)查和保護之由頻繁出入周家。
遇刺后的周作人，箭頭為子彈擊中位置
這次槍擊事件給周作人帶來很大的驚嚇，他從此陷入恐慌不安。
日常生活開支帶來的經(jīng)濟壓力，人身安全又帶來另外一種壓力，讓周作人開始恐懼出門，甚至連去燕京大學教書上課都膽戰(zhàn)心驚。何況家里還有一位“會生活”的日本太太，這也使得他的生活變得日趨窘迫。
1941年周作人與日本作家交流
審時度勢之下，此刻也只有日偽政權(quán)能夠讓他過上富足安寧的生活，周作人決定出任偽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
1941年元旦，周作人出任汪偽政權(quán)華北政務(wù)委員會委員、常務(wù)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由著名文人變成了汪偽政權(quán)的文化官員，可以說是完全下水了。
作為民國時期著名的文學家，周作人的投敵給中國人民的抗戰(zhàn)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日本人也借機對此進行著重宣傳，周作人成為日本推行奴化教育和文化侵略的旗幟人物。
1945年周作人南京受審
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周作人被以漢奸罪判處有期徒刑10年，監(jiān)禁于南京老虎橋監(jiān)獄。
1949年，在眾多文人的奔走呼吁下，周作人被李宗仁下令釋放。
此時盡管有胡適等人奉勸他去往國外定居，但他因懷念在北平的生活婉言謝絕，8月，他從上海返回北京定居。
晚年的黯淡時光
周作人不但是散文大家，而且精通日文、英文、世界語、古希臘文等語言。
解放后經(jīng)毛主席特批，國家安排周作人繼續(xù)他的翻譯工作，他以“周啟明”和“周遐壽”等筆名翻譯了眾多經(jīng)典作品，留下了400萬字的翻譯作品。
1910年周作人（中）與羽田信子兄妹
這些翻譯工作既是出于創(chuàng)作興趣，也是謀生的工作。
周作人每個月按時向出版社交稿，出版社最初每月向他支付200元高稿費，1960年又增加到400元。在當時這是一筆不菲的稿酬，但好景不長，四清開始后，他的稿酬再次被降回200元。
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間，周作人的生活平凡而安定。除了完成固定的翻譯工作，便是和一些北平舊相識嘮嘮往事和家常。
周作人
1966年風云突變，一場巨大的運動席卷而來。這讓出版社國外譯著工作陷入癱瘓，同時也斷絕了周作人的經(jīng)濟來源——本來每月按時預付的稿酬被停掉了，于是全家人的生活只能靠周作人長子周豐一夫婦的微薄收入來支撐。
1966年8月的一天，一群人闖入周家，砸毀了周母魯瑞的牌位，緊接著又查封了周家位于八道灣的宅子。周作人此時已是80多歲的老人，還是被拉了出來，羞辱和鞭打之后被喝令住在屋檐下面。
在兒媳張菼芳的再三央求下，那群人看老人也確實經(jīng)不起折騰，才同意將周作人挪回廚房打地鋪休息。
周作人
周作人的兒子周豐一也被關(guān)進了所在單位的“牛棚”，一家人生活陷入困頓，到了吃了上頓沒下頓的地步。再三請示報告下，他們?yōu)橹芗抑匦轮贫松顦藴剩⑶蚁蚣Z店聲明，只許賣給周家粗糧。
周作人此時衰老的牙都沒剩幾顆了，每天的三餐只能就著臭豆腐喝點玉米面糊。營養(yǎng)不良再加上長期在幽暗禁閉的廚房空間內(nèi)生活，周作人的兩條腿很快浮腫起來，行動也變得困難起來。
期間周作人委托兒媳兩次寫信給派出所，請求準其服用“安眠藥”安樂死：鄙人已年過八旬，再活下去只是給家人徒添負擔而已。懇請公安機關(guān)，恩準鄙人服安眠藥，采取“安樂死”一途。
一個80歲的老人想自殺，難道還需要請示公安機關(guān)嗎？周作人寫這樣的信還是有老式文人的做派，他或許還是希望有人能關(guān)注到他。
然而兩封信送出之后，全都石沉大海，在浩大的風波之中，還有誰會注意他這樣一個 “文化漢奸”呢？
1965年周作人的最后一張照片
1967年5月6日早晨，兒媳張菼芳像往常一樣給公公倒了馬桶，為他準備了一瓶開水，就急忙上班去了。
到了下午，住在同院的鄰居路過周家窗前，隔著窗戶往屋里看了看。只見老人趴在鋪板上一動不動，姿勢很奇怪，他感到不妙，便趕緊打電話給張菼芳，把她從學校喊了回來。
當張菼芳趕回家時， 82歲的周作人已渾身冰冷，去世多時。鄰居們分析，周作人可能是要下地解手，這時突然發(fā)病去世的。當時的處境，也沒辦法把遺體送到醫(yī)院去查明死因，無奈只好匆匆銷了戶口，火化之后連骨灰盒都沒敢拿回來。
從新文化運動時期的進步文人，到與哥哥魯迅的失和，再到賣國投敵的漢奸，以及暮年的昏沉慘淡……
不禁讓人感嘆造化弄人，戲劇沖突在周作人身上一幕幕上演，作為一個個體，命運的“悲苦”幾乎伴隨了他的半生，而投敵叛國的經(jīng)歷，已將“文化漢奸”這一標簽烙印在他所有身份的前面，不但為后人恥笑，也成為他難以洗刷的恥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