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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楚翹
7月23日，中國花卉協(xié)會通報國花調(diào)查情況。通報稱，截至2019年7月22日24時，投票總數(shù)為362264票。投票結(jié)果顯示，同意牡丹為國花的居首位，共288747票，占79.71%；第二名，同意梅花為國花的占12.30%；第三名，同意蘭花為國花的占2.48%；第四名，同意荷花為國花的占1.89%。
這一事件引起了網(wǎng)友們的關(guān)注與熱議。不少年輕人詫異地表示：一直以為牡丹就是國花！這種印象究竟從何而來？牡丹有沒有被正式評為國花？在很多人認為牡丹是國花的同時，為何又有梅花是國花的說法？
國花牡丹說法的來歷
現(xiàn)代意義上的“國花”一詞最早出現(xiàn)在19世紀的英國，指被用來作為國家象征或國家標志的花卉。在中國古代，并沒有這樣一種以花喻國的概念，但“國花”這一固定稱謂在明代就已形成。最先使用這個詞的是文人墨客，所指的對象恰恰就是牡丹。
明朝中葉詩壇領(lǐng)袖、“前七子”之一的李夢陽有首名為《牡丹盛開群友來看》的詩，其中“碧草春風筵席罷，何人道有國花存”兩句，生動地記載了詩友們共賞牡丹、口稱國花的情景。這也是迄今可考的“國花”一詞與牡丹的最早關(guān)聯(lián)。其語義溯源，大抵化自“唯有牡丹真國色”“牡丹獨逞花中英”等唐詩名句，取傾國傾城、艷冠群芳之義，作為這一顯宦家中常見花品的別名。
不過，那時“國花”一稱并非牡丹專屬，稍晚于李夢陽的嘉靖朝權(quán)臣高拱，就用“玉苑移仙萼，群英讓國花”來形容家中的芍藥。芍藥與牡丹貌近而同科，也給人濃艷芬芳之感，古人評花，有“牡丹為王，芍藥為相”的說法，仍以牡丹在百花中地位最高。讓“國花”這一稱謂與牡丹深度綁定的，是萬歷年間西直門外極樂寺修建的一處“國花堂”。萬歷朝散文大家袁中道的《珂雪齋集》記載“極樂寺左有國花堂，前堂以牡丹得名”，是當時京師豪俊宴飲雅集的好去處。這種堂而皇之的命名，可以算得上是一種“官宣”，經(jīng)由士大夫文人的筆墨揄揚，讓牡丹的國花之名逐漸深入人心。
到了晚明，著名詩人王次回在贈友詩中直言“國花第一數(shù)姚黃，更共明珠字夜光”，姚黃是牡丹四大名品之一，以富麗堂皇著稱，早在五代時已有“花品冠洛陽”之譽，正與“國花”的說法相合。特別值得關(guān)注的一點是，牡丹是黃河流域的花卉，而王次回出身浙江仕宦門第，一生交游活動均在江南，晚明江南士人族群在文化乃至政治意識上往往自成一家。從王氏和友人對牡丹的認知中，多少可以證明“國花牡丹”這一文化概念突破了地域意識，在大江南北間有了更普遍的認同感。
清代以降，這一認同感更超越了民族和社會階層，牡丹的國花身份為廣大士庶所熟知。極樂寺國花堂成為京中游覽勝地，姹紫嫣紅開遍，往來題詠不絕。乾隆時的鄭親王烏爾恭阿有詩“城西國花舊有堂，牡丹盛開紅千萼”，成親王永瑆更親自為國花堂題匾。雍容華貴的牡丹得到了清朝王室的認可和喜愛，“國花”這一稱謂也衍生出新的含義。清人對于“國花牡丹”的吟詠側(cè)重，由原本的國色天香、花中之王漸演為花開盛世、國泰民安。到了崇尚華麗繁縟審美的晚清，牡丹作為貴族衣飾器物中常見的紋飾，地位節(jié)節(jié)高升，“國花”之號也由文人雅意上升為政治意識，被官方所承認。
光緒二十九年（1903），慈禧太后以懿旨形式冊封牡丹為大清國花。這是中華歷史上首次正式欽點國花，富麗堂皇的牡丹與幾年后定下的國歌《鞏金甌》一樣，寄托著清廷的國運昌隆之想。另一方面，慈禧太后本人也是個牡丹花迷，曾多次畫牡丹，并在頤和園佛香閣前修“國花臺”，廣植牡丹珍品，以彰泱泱氣象。在彼時清廷的語境中，“國花”更多作為一個尊榮的封號，并不具備以花喻國、凝聚族魂的精神意義。但以名義觀之，自唐宋以來就飽受國人喜愛的牡丹終得以“國花”之銜綻放于中華帝制的最后十年，自民間而至廟堂，留下一抹權(quán)勢的余艷。
牡丹與梅花：百年國花之爭
民國之后，現(xiàn)代國家民族的概念興起，人們逐漸建立起對國旗、國徽、國歌等政治文明禮儀的認知。然而，被清廷封為國花的牡丹，卻沒能在新時代中延續(xù)這一尊貴地位。20年代，魯迅在雜文《論他媽的》中，不無揶揄地比附道：“假使或依人所說，牡丹是中國的國花，那么這就可以算是中國的國罵了?！痹诋敃r進步知識分子的眼中，“國花牡丹”這一名頭和舊學說、舊綱常等傳統(tǒng)“國粹”同為帝制時代君國理念的產(chǎn)物，不以為意。那么，在20世紀的前幾十年，人們是怎么看待“國花”的呢？
1915年版《辭源》中收錄的“國花”詞條闡釋為：“一國特著之花，可以代表其國性者，如英之玫瑰，法之百合，日本之櫻，皆是。”從這個解釋中，可以看出在民初的觀念里，國花須得是一國特產(chǎn)、并能代表其國家氣質(zhì)與民族性格，而并不一定是官方選擇或政治意志的體現(xiàn)。譬如，日本皇室以菊為象征，皇室的菊紋徽亦常被用作國徽，則日本國花應(yīng)是菊花，但在民眾心理上，櫻花才是國民性格與審美取向的體現(xiàn)，實際承擔了國花的意義。
正如日本的菊櫻之爭，上世紀初的中華民族也在新舊理念的沖突中面臨著國花選擇之惑。民國政權(quán)自南方起家，代表著來自長江流域的革命之潮，以驅(qū)逐北方傳統(tǒng)皇權(quán)統(tǒng)治為使命，自然不會推崇向來作為中原王朝富貴權(quán)勢象征的艷麗牡丹。相反，生長南國、品格高潔的梅花，因凌寒開放而衍生出勇敢、堅貞、反抗等人格特質(zhì)，與爭取民族獨立的時代精神相契合，受到辛亥革命以來仁人志士們的喜愛。
1929年，國民政府統(tǒng)一南北后，曾創(chuàng)議梅花為國花，未付表決，但此后民國官方習慣上把梅花視作國花，尤常出現(xiàn)在與戰(zhàn)爭流血相關(guān)聯(lián)的情境中，比如，當時國軍將領(lǐng)的肩章帽徽上以梅花為飾。
與牡丹一樣，梅花也是自古以來飽經(jīng)美譽的中華名葩。有意思的是，與古人詠梅時多贊其暗香浮動、孤傲高潔的隱士精神不同，在民國時期，梅花最被強調(diào)的是不畏嚴寒、風骨磊落的烈士精神。正因如此，使得梅花這一歷來受文化精英族群偏愛的“名士之花”具有了更強的國民性?？箲?zhàn)期間，國運艱難，凌霜傲雪的梅花成為中華兒女正氣凜然、堅毅不屈的心魂象征，寄托著人們苦盡甘來、勝利報春的意愿。在嚴酷的歷史考驗中，梅花比其他花朵更能煥發(fā)出凝聚和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雖無“國花”之名，在某種程度上已具“國花”之實。
新中國成立后，時代環(huán)境幾經(jīng)變革，國花卻始終未有定論。一方面，自戰(zhàn)爭年代延續(xù)下來的梅花品質(zhì)已成為國魂的化身，更受到領(lǐng)導(dǎo)人的特別喜愛；另一方面，作為千載以來人們心中富貴平安的不二象征，牡丹的民間地位無人可撼，儼然是國花的最佳之選。直到改革開放后，人們對于牡丹與梅花的地位依然爭論不休，80年代、90年代，官方都曾組織過聲勢浩大的國花評選，在不同的場合和維度中，兩種花各有勝負。后來雖也有“一國兩花”“一國四花”等調(diào)和性方案，但牡丹與梅花兩派間的分歧也越來越難以統(tǒng)一，國花之位空缺至今。
牡丹與梅花之爭，其實是兩種精神氣魄之間的較量。牡丹象征著對繁榮富強的追求，梅花象征著在歷史考驗中的堅守，兩種花都曾伴隨中華民族走過風風雨雨，以芳姿美質(zhì)鼓勵和撫慰國人的心靈。不同的時期，人們對于“國花”意義的認知和選擇也各有側(cè)重，這背后反映的是大多數(shù)人以何種心態(tài)來面對和評價當前的家國命運，而不僅僅是審美喜好的差異。
（2019-08-05 來源：環(huán)球視野-北京晚報 作者：李楚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