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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史前與早期文明中
一個特殊符號的認識
湖北武漢盤龍城遺址楊家灣17號墓有一個重要發(fā)現(xiàn)，出土一件綠松石與金片組合鑲嵌的“龍形器”，時代屬于商代早期，發(fā)現(xiàn)的時間是2014年1月1日。
由于這件鑲嵌器在埋葬和發(fā)掘過程中經(jīng)歷了不同程度的擾動，已經(jīng)失去了原貌，復原研究成為當務之急。這個發(fā)現(xiàn)過去了五年的時間，有若干研究者參與復原研究，但始終沒有找到一個理想的復原方案。
最近南方科技大學的唐際根教授公布了他的一個復原設計方案，這是他領導的一個研究小組科技攻關得到的結果。我們注意到在研究過程中，他們通過對原件１厘米范圍的“微發(fā)掘”取得關鍵資料，發(fā)掘得到了一片方菱形金飾。
復原研究過程中
重新發(fā)掘出的方菱形金片
這件方菱形金飾，是“龍形器”的重要構成元素，也是商代多數(shù)龍虎類圖形的構成元素。它是頻頻出現(xiàn)在龍虎額間的一個標志性符號。我相信這個發(fā)現(xiàn)給了唐際根教授莫大的信心，他因此最終完成了這個不易得來的復原研究。
黃陂盤龍城獸形飾復原研究結果
在冠帽前面綴上一個標識，我們將它定義為頭徽。頭徽的源起，我們已經(jīng)討論過了，這一次又涉及到一個相關問題，與頭徽相關但并非是它，定義為額花。額花有種種色色，這里專門討論的是方菱額花。
陜西神木出土
石峁文化石雕所見頭徽
在額頭位置裝飾的方菱形，我們稱之為方菱額花。額花出現(xiàn)在額頭位置，在雙眉之間的上方，是一種很單純的菱形圖案“◇”，而且多呈豎立狀。
方菱額花與頭徽的不同，首先是主體的區(qū)別，頭徽與人及人神圖像裝飾有關，而方菱額花主要與動物神像有關，是出現(xiàn)在動物神像額頭的裝飾，而且是流行如一的裝飾，是中國古代文明史前期動物神的固定神性標識。
方菱額花最為流行的時間段，是商代至周代前期。方菱額花所見的載體，主要是青銅器和玉器上的動物形雕刻。估計裝飾有方菱紋的藝術品，大體應當占到半數(shù)左右或以上。
方菱額花較早的發(fā)現(xiàn)，是在二里頭文化中。二里頭遺址出土陶片上的雙體蛇紋，額角上出現(xiàn)了方菱形。二里頭文化發(fā)現(xiàn)銅器不多，銅器紋飾也少見，所以相關證據(jù)還沒有見到。
河南偃師出土二里頭文化陶片
商代早期，青銅紋飾中的獸面紋已經(jīng)不少，但很多并不裝飾方菱額花，獸面紋鼻梁位置立著一條扉棱，左右并無方菱形。
江西清江出土商代早期
青銅鼎紋飾拓本
商代前早青銅斝紋飾拓本
（未注來源者為傳世青銅器。下同）
到二里崗期，銅器上獸面紋裝飾方菱額花的例證逐漸多起來，獸面紋中間無論是否有扉棱，都可以加飾方菱額花，如湖北黃陂和河南鄭州銅器上的虎面紋都見有加飾方菱額花的例子，其中還包括一件牛頭紋也裝飾有方菱額花。
湖北黃陂盤龍城出土
商代早期二里崗期青銅罍紋飾拓本
商代早期二里崗期青銅罍紋飾拓本
河南鄭州出土商代早期
二里崗期青銅牛首尊紋飾拓本
商代后期到晚期，方菱額花成為獸面紋常見的風格，這樣的例子可舉出不少，盤龍紋和虎面紋都有加飾方菱額花的。
商代蟠龍銅盤線圖
商代蟠龍銅盤線圖
陜西渭南出土
商代青銅器紋飾拓本
商代晚期青銅鼎紋飾拓本
商代晚期殷墟的發(fā)現(xiàn)更值得關注，獸面紋加飾方菱額花已經(jīng)非常流行。除了容器，頭盔、兵器、工具、車飾和樂器上都出現(xiàn)有方菱額花獸面紋，而且并不限于銅器裝飾，還有木器、陶器、玉石器。
河南安陽大司空出土
商代晚期青銅方彝紋飾拓本
河南安陽殷墟出土銅鏟線圖
河南安陽侯家莊M1217出土
商代木鼓線圖
河南安陽侯家莊M1001出土
商代骨塤線圖
河南安陽大司空出土
商代青銅鉞紋飾拓本
河南安陽侯家莊M1001出土
商代石虎面飾線圖
河南安陽侯家莊M1004出土
商代青銅頭盔紋飾拓本
河南安陽侯家莊M1001出土
商代雙獸石枕線圖
河南安陽郭家莊出土
商代青銅獸面飾線圖
類似的例子在婦好墓中也有很多，獸面紋加飾方菱額花的有不同質料的不同器具，有青銅容器，也有玉器等。
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
商代青銅司母辛觥線圖
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
商代玉斧紋飾拓本
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
商代玉斧線圖
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
商代青銅偶方彝紋飾拓本
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
商代青銅小圓鼎紋飾拓本
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
商代青銅蟠龍紋盤拓本
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
商代蟠體玉龍線圖
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
商代玉虎線圖
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
商代玉梳線圖
由殷墟婦好墓的發(fā)現(xiàn)觀察，商代晚期獸面方菱額花有分有合的不同，有時中間的扉棱將菱花分作左右兩半，更多的時候是合為一體。
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
商代青銅器紋飾拓本
不僅常見龍虎類獸面紋，還有如牛首紋、龜紋、蛙紋和蟬紋也有加飾方菱額花的，可見方菱額花非為龍虎類獸面紋所專用。
商代晚期青銅鼎紋飾拓本
商代青銅器上龜紋線圖
商代青銅器上蛙紋拓本
商代晚期青銅鼎上蟬紋拓本
四川三星堆出土青銅器的獸面紋上，也出現(xiàn)了方菱額花，與中原風格無異。
四川廣漢三星堆出土
商代青銅四牛尊紋飾拓本
四川廣漢三星堆出土
商代青銅尊紋飾拓本
在一些地點出土的商代銅胄上，飾有獸面紋的額部位置，也有的出現(xiàn)了方菱紋，它只是獸面紋的一個組成部分，并非是獨立的裝飾。
河南安陽殷墟出土商代青銅胄
山東滕州前掌大出土商代青銅胄
方菱額花獸面紋的藝術傳統(tǒng)延續(xù)到西周，西周早期銅器上的獸面紋也多見方菱額花，風格與商代相近。
西周龍紋青銅盤拓本
陜西寶雞出土
西周早期青銅轅飾紋飾拓本
四川彭州出土
西周早期青銅罍紋飾拓本
河南信陽出土
西周早期青銅觥線圖
陜西扶風出土西周早期
青銅提梁卣紋飾拓本
也見到少量以類似扉棱的隔斷將菱花分為左右兩半的例子，即有時即便沒有隔斷菱花也明顯分列左右。
陜西扶風出土西周早期
青銅鼎紋飾拓本
河南信陽出土西周早期
青銅父丁簋紋飾拓本
方菱額花多見于虎類獸面紋。
陜西寶雞出土西周早期
青銅簋紋飾拓本
陜西寶雞出土西周早期
青銅飾件紋飾拓本
陜西長武出土西周早期
青銅鼎紋飾拓本
西周早期青銅甗紋飾拓本
西周成王時期青銅利簋紋飾拓片
西周恭王時期青銅師眉簋紋飾拓本
也有牛類獸面紋和鳥首類紋。
四川彭州出土西周早期
青銅鉞紋飾拓本
西周早中期
青銅圉方鼎紋飾拓本
西周早中期青銅卣紋飾拓本
西周時期也有一些不明歸屬的獸面紋加飾有方菱額花，紋飾小而規(guī)整。
河南?？h出土西周晚期
青銅車飾紋飾拓本
西周晚期青銅
四馬方座簋紋飾拓本
也有蟬紋加飾方菱額花的，成都金沙的昆蟲類紋也加飾有方菱額花。
西周成王時期
青銅保卣底部紋飾拓本
四川成都金沙出土
西周玉飾線圖
這樣看來，青銅器與玉器藝術中出現(xiàn)的許多動物圖像，如龍虎牛鳥蛙蟬等，都有加飾方菱額花的，說明方菱額花不是某一類動物紋的專享，它應當具有一種較為普遍的意義。
三代之初方菱額花已經(jīng)成為獸面紋上的固定表現(xiàn)程式，商代早期青銅器上出現(xiàn)了完整構圖的獸面紋，但加飾方菱額花還并不普遍。到商代后期至西周早期，獸面紋多見有方菱額花。西周晚期青銅器隨著獸面紋的退出，少有方菱額花出現(xiàn)了。
我們還注意到，商周時期人面形基本不見方菱額花，可以確定它是動物圖像的一種專用標識。
我曾經(jīng)試圖解構青銅獸面紋，也注意到了方菱額花的存在。當初的認識是，商周青銅器制作有模有范，紋飾也有專范。起初獸面的左右兩范常常并沒有完全對正，所以出現(xiàn)的那個獸面左右并不完全對稱。后來出現(xiàn)的整范動物頭面，可以看到有一個特別的方菱形額標，當時有考慮它是很特殊的一個象征標志。但又作出推測說它是早先兩側面動物頭面額角的輪廓線，兩額角對頂合體會自然形成一個菱形線框。
現(xiàn)在看來，這個推測有所欠缺，需要重新認識。由于這樣的方菱額花是出現(xiàn)在較早的年代，是在二里頭文化時期，還沒有范模鑄造的獸面紋，但在陶器的刻畫中卻見到了方菱額花，所以說它的出現(xiàn)與鑄造技術無關。
其實，方菱額花并不始于二里頭文化。方菱額花的出現(xiàn)，有相當長時間的醞釀。我們知道菱形紋本來就很不平常，在彩陶紋飾上就已經(jīng)見到不少，但并沒有見到出現(xiàn)在人或動物額頭的方菱形。
但是在彩陶之后，當成熟的玉器藝術開始表現(xiàn)信仰觀念的時候，我們見到了方菱額花。
我們知道商周時期人面形基本不見方菱額花，但在石家河文化晚期（或稱后石家河文化）卻有發(fā)現(xiàn)，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出土的玉器中，有一件玉神面像的額部鏤刻出一個空心“十”字，它接近方菱額花的形狀，也應當就是方菱額花。
湖北天門出土石家河文化玉神面
美國弗利爾博物館藏品中的一件石家河文化玉神面，則鏤刻著標準的方菱額花。
美國弗利爾博物館藏
石家河文化玉神面
湖南澧縣孫家崗遺址甕棺出土石家河文化玉神面，在額部位置突起一個方菱形，只是不能確認是方菱額花。
湖南澧縣孫家崗甕棺出土
石家河文化玉神面
有意思的是，湖南澧縣孫家崗遺址同時出土的一件玉蟾，它的背部出現(xiàn)了一個方菱形，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發(fā)現(xiàn)，表明那個時代方菱形一定是一個廣為認同的特別符號。
湖南澧縣孫家崗甕棺出土
石家河文化玉蟾
這種方菱形還出現(xiàn)在了龍山文化玉鳥的背部，這也讓我們可以判斷出石家河遺址玉鳥形佩的鳥背紋也應當是方菱形。
天津藝術博物館藏龍山文化玉鳥飾
湖北天門出土石家河文化玉鳥飾
顯然，早期的方菱形出現(xiàn)的位置并不固定，在動物形象上如鳥和蟾是在背部，在神面則是明確的方菱額花。
其實追索到石家河文化，似乎還不是方菱額花最早的源頭。良渚文化玉器紋飾中有一種龍首紋，在余杭反山、瑤山玉器中發(fā)現(xiàn)不少。方向明先生論及于此，注意到了龍首紋鼻梁部位的菱形刻符，這個非常重要。這是非常標準的方菱形紋，但刻畫的位置是在鼻梁上而非額部，作為標識的意義與后來的方菱額花應當沒有什么不同。
浙江余杭瑤山出土良渚文化玉管
浙江余杭瑤山出土良渚文化玉管
浙江余杭瑤山出土良渚文化玉鐲
方菱額花的出現(xiàn)，其實還可以追溯到良渚文化以前。最近承顧萬發(fā)先生告知，他反復觀察了江蘇常州新崗遺址崧澤文化墓葬中出土的一件陶豬，它的表面刻畫有裝飾意味濃厚的條帶紋，而且在額頭刻畫了兩個典型的方菱形，也是將這種特別紋飾與豬聯(lián)系在一起的例證，是非常重要的發(fā)現(xiàn)。
江蘇常州新崗出土崧澤文化陶豬線圖
江蘇泗洪出土順山集文化陶猴面
古代藝術如此流行方菱額花，它定型于石家河文化，源頭可追溯到崧澤甚至更早的順山集文化，它的意義何在？
此前一些學者注意到了這個問題，蕭兵先生比較了各家之論，提出了自己的認識（蕭兵《中國上古圖飾的文化解讀——建構饕餮的多面相》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最早發(fā)表意見的是林巳奈夫，他認為方菱形原出于排列在揚子鱷頭下方的鱗板，“◇”象征雷和雨。邵望平1997年在上海一次龍文化研討會據(jù)此以為龍的起源是鱷。
尤仁德認為“◇”形是鱷或鱷神所特有的，這種紋飾也是“蚩尤：饕餮“的特別標記。他甚至斷定，只有額上具備此紋的才是饕餮紋（《古代玉器通論》，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第107 －108頁）。
又據(jù)錢志強分析、商代二里崗期它已出現(xiàn)（見《商周青銅器紋飾》，收錄有商二里崗期青銅罍腹有帶菱形饕餮紋）。這本書中收錄青銅器1006件，其中商周獸面紋額部有菱形紋者45件，占獸面紋總數(shù)262件之六分之一。據(jù)錢志強統(tǒng)計以商周之際這種菱形紋最為流行，認為“這種菱形符號的含義之是表示人們賴以生存的谷物?！保ㄥX志強：《西周青銅器獸面紋上菱形符號新探》，《周秦文化研究》，陜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93頁）他說，西周中期以后轉移到鳳鳥的頭上。它可能“還有表示天地四方的意義”。
蕭兵指出，南方良渚文化所謂“龍首紋”或“蛙形紋”已有“十字紋”，即類似菱形開口。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的17節(jié)高體琮也有菱形符號，張弛注意到，良渚畫有心形的“龍首”(或“蛙形”)的璜與環(huán)，多系女性墓，此種物品多為婦女佩帶，“可能暗示著瑤山與反山墓地中部分女性出自另一族系”（《良渚文化大墓試析》，《考古學研究，三》，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 64頁）。
蕭兵認為，這種“開口”，當初也可能主要與女性相關。他援引靳之林的話說，它是生殖孔的變形，民俗藝術學家如范明三、趙國華等，都注意到古今許多蛙蟾圖形背都有一個巨大“◇”形開口，它是“破裂坼碎”的生殖孔（范明三《中國的自然崇拜》，中華書局，1994年香港，第131頁），被移植到顯眼的背部(“負子蛙”更在背部負卵育兒)。這有時被稱為“蛤蟆嘴'或“蛙口'，是北方農(nóng)村“女陰”的隱語。它也發(fā)現(xiàn)于新石器時期器飾之上，靳之林指諸如“辛店文化羊頭鼻梁正中的◆，正是商周雙角饕餮，獸面鼻梁正中的生命符號◆'（《生命之樹與民間民俗藝術》，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82頁）。
如果這個假說得以成立，則菱形紋與饕餮紋“蚌貝化”的鼻梁或額飾，就是相補且互動的“生命符號”，是“繁育記號”。這無異于是說，菱形紋表現(xiàn)的是生死崇拜觀念。
以上諸說，值得多方面推敲。由方菱額花探尋龍之源起，認識顯然并不完備，何況許多的獸面還有人神都用它作標識，并非龍形所特有。谷物之說更屬臆斷，很難服人。就中以“生殖孔”之論，似有可取，但卻于理不通，在額頭上開個這樣的孔道，堂而皇之，很難理解。
方菱形由鼻花、脊花，再到額花，從游移不定的位置到固定在額頭，這是一種信仰認同，可不僅僅是藝術表現(xiàn)方式的趨同而已。不過對于方菱額花性質的判定，我們還有很多研究要做。
當然首先是方菱形圖案意義的判定，前些時我在探討龍虎性征時，總結出圓弧形為陽、方菱形為陰的藝術表現(xiàn)規(guī)律，如果與上面所言“生殖孔”之論對照，真是暗合起來了。
但是，我覺得并不能如此簡單地在兩者之間劃等號。主要是諸多例證中，不能排除體表飾圓弧紋被判定為陽性的龍虎，卻也有加飾方菱額花的，這兩者的混搭抵消了等同的可能性。
我們最有可能認可的結論為：方菱額花是中國古代文明史前期動物神的固定神性標識，在史前末期它還曾是人神的神性標識。當然這里也還是留下了一個有待解釋的問題，為何還有許多相同的神獸面紋，卻并不見方菱額花？方菱額花有選擇地出現(xiàn)，選擇的原則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