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zhàn)國前期，魏惠王不量國力，接連向趙、韓兩國發(fā)動了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但均為齊國的天才軍事家孫臏所擊敗，太子被擄，主將龐涓自殺，魏武卒幾乎全軍覆沒，魏國由此淪為戰(zhàn)國時期的二流國家，直至滅亡，再難看到文、武二侯時的氣象。當是時，地處西方的秦國推行變法已經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正欲東向，挺進中原。商鞅以其敏銳的政治眼光看到了齊國兩敗強魏給秦國所帶來的前所未有的機遇，若待魏國恢復國力，秦國東進又將困難。據《史記》記載，在齊-魏馬陵之戰(zhàn)的第二年，商鞅即上表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領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圣，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xiāng)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yè)也。”這段說詞的核心內容主要有三點：第一，魏國與秦國兩國比鄰，彼此互為心腹之患，自吳起侵占河西之地后，魏國據函谷天險，獨善關河之利，強盛之時可以西侵秦地，衰落之時則可借函谷地利，退而自守，在兩國競爭中，占盡先機。第二，魏國近來被齊軍兩度擊敗，國力巨損，正是可乘之機，且秦國日益強盛，正可一戰(zhàn)而雪前恥。第三，函谷重地，天下的命門，秦國若能占據，進可東制諸侯，退可獨霸關中，此為建立帝王之業(yè)的根本。正是基于此番分析，秦孝公決定拜商鞅為將，東伐魏國。魏惠王使公子卬率兵迎戰(zhàn)。商鞅利用魏國屢挫于外，急于謀和的心理，因勢利導，主動向公子卬示好，約定會盟后罷兵。公子卬果然上當，會盟之時，商鞅暗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并乘勢進攻，大破魏軍。魏惠王數破于齊秦，國內疲敝，只得遣使者割河西之地獻與秦求和，并徙都大梁。秦國至此又重新奪回了河西這個戰(zhàn)略重地，形成了“被山帶渭，東有關河”的有利態(tài)勢，為進取中原奠定了雄厚的基礎。
秦國政治家商鞅以其開闊的視野，敏銳的時機把握，為秦國打開了一片廣闊的天空，并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第一次道出了輔佐君主定鼎帝王之業(yè)的追求，且提出相對的法令規(guī)范，為秦國的崛起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其開塞耕戰(zhàn)理論將戰(zhàn)爭的目的與生產的目的巧妙地結合起來，即戰(zhàn)爭必須為民眾造福，使國家實力得到確實提升，為國家政治服務，不能使國家和民族的得到實惠的戰(zhàn)爭就是浪戰(zhàn)，是無謂地虛耗國力。對于戰(zhàn)爭而言，應講求“勝敵一陣拓土一分”，地廣則更有利于農耕，發(fā)展農業(yè)經濟；而對于農耕而言，應講求獎勵耕作，發(fā)展農業(yè)，農強則倉儲充盈，更有利于持久的兼并戰(zhàn)爭，正所謂“勝敵而益強”。
齊國在桂陵、馬陵兩破魏軍，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可謂是先秦戰(zhàn)爭史上的巔峰之作，將孫子的指揮藝術演繹得淋漓盡致，威震海內，其指揮者孫臏也由此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流的軍事指揮家，兵家勢宗的代表人物。然而，孫臏雖有兩勝魏國之名，齊國并無勝魏之實；商鞅雖以劫盟之計詭勝，卻為秦國確定王者之基。老子云：“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處其實，不居其華”，故而，筆者認為商鞅對于所在國家的影響顯得更為巨大而深遠。“戰(zhàn)”與“耕”就如同一部雙引擎的永動機，給予秦國不竭的力量。在齊人還在力圖恢復桓公故業(yè)的時候，秦人對于戰(zhàn)爭的理解已經上升到了一個更深的層次，正是秉承這一理念，才使得秦國在戰(zhàn)國中后期的大規(guī)模兼并戰(zhàn)爭中，愈戰(zhàn)愈勇，愈勝愈強，最終橫掃六合，開創(chuàng)偉業(yè)。
孝公二十四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即位，因商鞅變法中得罪貴族太深，公子虔誣告商鞅謀反，其逃亡至邊關，欲逃往魏國，魏人也因其曾背信攻破魏帥，不愿收留。商鞅只得回到商邑，秦國發(fā)兵討之，殺鞅于鄭國黽池，死后仍被秦惠王處車裂之刑，滅族，但秦國卻延用其法而變得富強。時至后世，儒家思想占據社會主流，以商鞅為代表的法家受到壓制，甚至連司馬遷也對認為商鞅進行了并不完全客觀的評價。然而，在始皇帝統一六國之時，獨留衛(wèi)國不絕于祀，不知是出于對衛(wèi)君忠誠的憐憫，還是出于對商君為秦國立下赫赫功勛的表彰，而對于其母國的法外開恩，以告先賢之亡靈。每每想到此處，清末林則徐先生的那句話總是回響在筆者的耳畔， “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