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是由于細菌、病毒等一些強烈致病性微生物引起的惡性傳染病。從古至今人類遭遇了無數(shù)的瘟疫：非典、鼠疫、天花、流感、霍亂、瘧疾等等。人類的進化發(fā)展歷史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部不斷與疾病斗爭的歷史。
事實上這場持久戰(zhàn)目前仍在繼續(xù)，甚至可能會伴隨人類這個物種的始終。歷史上有些瘟疫不僅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也對人類歷史進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公元前430年古希臘雅典城的大瘟疫導致雅典損失了25%的人口。公元164年羅馬城的瘟疫造成了7%—10%的平均死亡率。14世紀席卷整個歐洲的黑死病奪走了2500萬人的生命，當時歐洲超過1/3的人口都死于這場浩劫。歐洲殖民者帶到美洲的天花病毒使美洲人口在一個世紀內銳減近95％。1918年發(fā)生的“西班牙流感”在短短兩年時間內導致全球超過10億人感染、超過2500萬-5000萬人死亡。
公元1500年一般被作為世界歷史的分界點：在此之前的世界史主要是各文明區(qū)域的獨立發(fā)展史，在此之后才真正形成了全球一體的世界史。在公元1500年以前華夏文明、伊斯蘭文明、歐洲文明都是各自發(fā)展的，至于美洲、大洋洲在當時尚未被生活在舊大陸的人所發(fā)現(xiàn)。正是15世紀的地理大發(fā)現(xiàn)把昔日世界各地獨自發(fā)展的歷史融匯成為了全球一體的世界史。
事實上15世紀的地理大發(fā)現(xiàn)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14世紀的黑死病所引起的一系列連鎖反應之一。“黑死病”其實是一個直到近代才開始被使用的術語。當年這場疾病肆虐歐洲時人們直接將其稱為“大瘟疫”、“大死難”、“大災難”。當時的人對黑死病特征的記錄中有一些是關于淋巴腺腫的描述，這與19世紀發(fā)生于亞洲的淋巴腺鼠疫比較類似，所以很多科學家和歷史學家都認為14世紀的黑死病可能就是一場鼠疫。
當然也有一些人對黑死病究竟是不是鼠疫持有不同的觀點，不過這里我們姑且按目前學術界的主流觀點將黑死病視為鼠疫。鼠疫這種疾病是由一種被稱為鼠疫桿菌的細菌引起的：這些寄生于黑鼠、旱獺等動物宿主的細菌可以借由鼠類身上的跳蚤作為媒介傳播給人類或其他動物。一般認為鼠疫這種疾病最早出現(xiàn)于中亞，后來通過絲綢之路貿易傳入中國和中東。
不過直到14世紀歐洲人還從未接觸過鼠疫，因此對這種從未經(jīng)歷過的疾病沒任何抵抗力。公元1346年西征的蒙古大軍在進攻黑海港口城市卡法（如今的烏克蘭城市費奧多西亞）時用拋石機將患鼠疫而死之人的尸體拋入城內。當時城內的一支熱那亞商隊在蒙古人破城以前及時逃回了自己的老家——意大利的熱那亞共和國。當熱那亞人為逃過蒙古人的屠殺而沾沾自喜時并沒意識到他們把死神帶了回來。
事實上這些熱那亞人很可能在卡法城時就已感染了鼠疫，只是尚處于潛伏期的他們并沒意識到這點。一場大瘟疫以卡法城為圓心以順時針方向完成了對整個歐洲的傳播：1347年9月黑死病傳入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島的港口城市墨西拿，11月經(jīng)水路傳到意大利北部的熱那亞和法國地中海港口城市馬賽。1348年1月黑死病傳入威尼斯和比薩，同年3月又傳入了位于意大利中心位置的工商、文化重鎮(zhèn)佛羅倫薩。
隨后這場瘟疫從意大利北部經(jīng)布倫納山口傳到了蒂羅爾、克恩騰、施泰爾馬克、維也納等地。在法國黑死病以馬賽為起點橫掃了從普羅旺斯到諾曼底的整個國家。1348年夏黑死病在英國多塞特郡的港口爆發(fā)，同年8月黑死病傳入英國首都倫敦，次年整個不列顛島都淪陷了。1349年初黑死病從法國的東北部越過萊茵河傳入德意志地區(qū)，隨后又轉向北歐、東歐等地，直到1352—1353年最終來到了俄羅斯。
在1348年的疫情高峰階段佛羅倫薩、威尼斯、倫敦這些歐洲大城市的死亡人數(shù)均在10萬以上。
佛羅倫薩作家喬萬尼·薄伽丘在他的作品《十日談》中寫道：“這場瘟疫太可怕了。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觸就染上了疾病。那情形仿佛干柴湊著烈火那樣容易燃燒起來。不，情況甚至比這還要嚴重：不要說接近病人，就是跟病人說話就會招來致死的病癥，甚至接觸過病人穿過的衣服、摸過的東西也會立即染病”。
在當時的醫(yī)療技術條件下一旦患上黑死病就幾乎意味著被判了死刑。黑死病患者會出現(xiàn)明顯的皮下出血現(xiàn)象，最后全身長滿黑色的血斑而死，因此這種恐怖的疾病就被稱為“黑死病”。行人在街上走著走著就突然倒地身亡；待在家里的人孤獨地死去，在尸臭被人聞到前無人知曉；每天每小時大批尸體被運到城外；奶牛在城里的大街上亂逛，卻見不到人的蹤影......這一切都是當時歐洲所發(fā)生的真實場景。
黑死病直接奪走了2500萬歐洲人的性命（占當時歐洲總人口的1/3），加之疫情期間造成的饑荒、戰(zhàn)亂一共造成了高達五千萬的人口損失。
黑死病的大規(guī)模爆發(fā)和當時歐洲臟亂差的環(huán)境密切相關：黑死病的傳播媒介是鼠類、跳蚤，而這些動物恰恰最喜歡陰暗臟亂的環(huán)境。自從人類建立起城市以后垃圾的煩惱也就隨之而來。古代中國很早就有清理垃圾的意識。
唐代的長安城就出現(xiàn)了專門清理垃圾、糞便的職業(yè)，到了明代北京城已經(jīng)有污水排水管道。西方的羅馬帝國也同樣曾建立過復雜的地下排水系統(tǒng)，然而中世紀歐洲的城市建設比起羅馬時代反而大大退步了。日耳曼蠻族盡管用強大的武力征服了羅馬帝國昔日的疆土，然而日耳曼人在城市建設方面比起羅馬人差得實在太遠了。中世紀歐洲城市的環(huán)境基本上就和今天的印度差不多。
那時的歐洲城市隨處可見露天廁所，更有甚者直接隨地大小便的也不在少數(shù)。羅馬時代的地下排水系統(tǒng)早已被廢棄，因此各種生活垃圾被到處隨意堆砌。老鼠、跳蚤在這種臟亂差的環(huán)境中隨處可見，加之中世紀的歐洲人又不喜歡洗澡，所以那時幾乎人人身上都有跳蚤。中世紀的歐洲被譽為黑暗時代：這一時期歐洲的科技、文化、醫(yī)療、城市建設方方面面比起羅馬時代都出現(xiàn)了大幅的倒退。
那時的歐洲除了教會神職人員以外幾乎全是目不識丁的文盲，村頭一個鐵匠鋪打造出來的產品在當時就算是高科技產品了。當時歐洲醫(yī)生治療疾病的常規(guī)手段就是放血療法，可這種治療方法對黑死病完全不起任何作用。絕望之中的人們只得寄希望于全知全能的上帝，可無論如何虔誠地祈禱也絲毫沒能緩解疫情的蔓延。久而久之人們開始對上帝產生質疑了。
眼瞅著整個歐洲大地被黑死病肆虐蹂躪，然而上帝卻并未出手拯救他的子民。這不能不令當時篤信基督教的歐洲人感覺迷惑。教會為了轉移人們的視線就把瘟疫歸咎于猶太人、穆斯林這些所謂的異教徒。黑死病期間歐洲人掀起了一輪又一輪針對猶太人、穆斯林的宗教屠殺。不過黑死病在人類歷史上留下的也不完全都是苦難，事實上黑死病深刻影響了人類文明的歷史進程。
正是黑死病促進了近現(xiàn)代醫(yī)學史上隔離治療制度的發(fā)展：在傳統(tǒng)的治療方法不管用的情況下人們被迫開始采取隔離措施。
1348年黑死病傳到意大利北部城市米蘭時當?shù)氐拇笾鹘滔铝顚ψ钕劝l(fā)現(xiàn)疫情的3所房屋進行隔離：在其周圍建起圍墻，不許里面的人邁出半步，外面的人只把食物等必需品放在門口就必須離開。后來許多城市都采取了與米蘭類似的隔離措施。
一般情況下病人會被隔離在自己家里，但也有一些地方做出過一些極端行為：把病人放逐到荒郊野外任其自生自滅，更有甚者直接把病人活埋以避免傳播他人......這樣一些極端案例在當時的確是客觀存在的，但即使在當時這也并不是一種普遍現(xiàn)象。
更多的人還是被隔離在家中：會有專人給他們提供食物等必需品，但患者不允許踏出家門半步。隔離者居住的房屋會被寫上了一個大大的“P”字。
這是為了警告、提醒路人：此屋住有黑死病人，所以要小心迅速躲開。通過這種嚴密的隔離措施使攜帶鼠疫桿菌的跳蚤在市鎮(zhèn)間的傳播被大大減少，因此黑死病通過鼠類、跳蚤傳染給人的風險就被降低了。當然那時的隔離措施在客觀上也造成了對病人污名化的負面效果。14世紀歐洲的隔離措施并不是絕對正確的，但這些措施對推動人類近現(xiàn)代醫(yī)療隔離制度是一次關鍵的試驗。
事實證明隔離實行得越嚴格的地區(qū)鼠疫向外擴散的風險就越低。最先采取隔離措施的米蘭在黑死病肆虐歐洲的那些年成為了損失最小的“幸運之城”。
在此后的幾百年間通過隔離防治鼠疫逐漸成為地中海世界司空見慣的做法，而且人們也吸取了14世紀隔離制度的負面教訓從而使隔離制度更加正規(guī)完善。黑死病在促進近現(xiàn)代醫(yī)療隔離治療制度發(fā)展的同時也間接成為了15世紀地理大發(fā)現(xiàn)的誘因之一。
黑死病的肆虐打破了人們對上帝的迷信盲從。有些人逐漸意識到成天祈求上帝并不會使自己得救，那么說到底自己的命運還是得掌握在自己手中。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這樣一種人文主義思潮開始在歐洲日益流行起來。正是這種人文主義思潮促使了文藝復興的誕生，而恰恰正是文藝復興標志著歐洲由蒙昧落后的中世紀邁向富強文明的近現(xiàn)代。上文提到的黑死病肆虐時期的意大利作家薄伽丘正是人文主義作家的代表之一。
人文主義思潮蕩滌了歐洲人腦海中昔日那些陳腐的舊觀念，從此歐洲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宗教、科技等各方面都發(fā)生了深刻的變革。人們在沖破陳腐觀念的束縛后有了越來越強烈的探索未知世界的冒險精神。大約從公元1500年起歐洲人開始兩方面的探索：一方面是迪亞士、達·伽馬、哥倫布、麥哲倫等人在地理上對未知新大陸的探索；一方面是哥白尼、布魯諾、伽利略等人在自然科學領域對未知世界的探索。
黑死病因此被視為歐洲社會轉型和發(fā)展的一個契機，然而當歐洲人遠航新大陸時其實他們還沒能找到真正能戰(zhàn)勝黑死病的方法。黑死病的最終結束與其說是瘟疫被消滅倒不如說是瘟疫傳播的途徑消失了。黑死病在一番肆虐造成歐洲1/3以上的人口死亡后開始基本穩(wěn)定下來：大批的死者被焚燒，無數(shù)村莊連人煙都沒有了，活下來的人基本都采取了隔離措施且已再帶抗體。
在這種形勢下黑死病終于得以暫時消停下來。為什么說是暫時消停下來呢？因為在此后的三個多世紀內鼠疫仍時不時在歐洲卷土重來：光是在英國一隅之地舊先后于1563年、1593年、1625年、1665年爆發(fā)過鼠疫。光是1563年的鼠疫就奪去了2萬倫敦人的性命，以致于伊麗莎白一世女王不得不帶著朝臣逃離了首都倫敦。當鼠疫在歐洲卷土重來的同時位于亞歐大陸東端的中國也逐漸成為了鼠疫重災區(qū)。
明朝末年天災與人禍交織在一起終于誘發(fā)了一場大規(guī)模的鼠疫。據(jù)山西、河北等地的地方志記載：崇禎六年山西興縣爆發(fā)鼠疫，此后逐漸蔓延開來。到了崇禎十四年鼠疫已蔓延到了河北大名府、順天府等地，此后瘟疫一直延續(xù)到崇禎十七年。
在瘟疫蔓延的十一年間當?shù)氐牡胤街居涊d道“瘟疫，人死大半，互相殺食”。崇禎十六年鼠疫蔓延到北京：這年4月北京城每天死亡的人數(shù)已達到了上萬人。
據(jù)統(tǒng)計這場鼠疫導致20多萬北京人死亡，而當時北京城一共也就只有80到100萬人口。地方上的情況也絲毫不比京城樂觀：根據(jù)當時的地方志記載稱“崇禎14年始大名府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兇。廣平府大饑疫，人相食。京師大疫，天津大疫。河南全省大疫，開封府陽武縣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shù)。榮陽，民死不隔戶，三月路無人行。”當時的醫(yī)生用傳統(tǒng)的傷寒法醫(yī)治鼠疫卻始終難以見效。
在這種情況下來自江蘇吳縣的吳有性針對病癥潛心鉆研認真總結后提出了一套新的認識：吳有性從病因學方面將溫疫與一般外感病區(qū)別開來并與傷寒病加以區(qū)分。吳有性突破了六氣致病的傳統(tǒng)觀點，提出了新的傳染病病原觀點。他的這些觀點現(xiàn)在已被現(xiàn)代醫(yī)學、微生物學所證實。既然總結出了新的病因，那么也就需要開創(chuàng)新的治療方法：吳有性研究出刺血法給病人治病，此舉取得了較為良好的效果。
公元1793年地處西南邊陲的云南爆發(fā)鼠疫。詩人師道南所著《死鼠行》中描述當時的場景是：“東死鼠，西死鼠，人見死鼠如見虎，鼠死不幾日，人死如圻堵”。就在師道南寫下這首詩后沒幾天他自己也被鼠疫奪走了尚不滿30歲的年輕生命。到了19世紀后半葉中國已然成為鼠疫的重災區(qū)：從19世紀60年代起廣東各地不斷爆發(fā)鼠疫。1867年廣東西部廉州府港口北海（如今屬廣西）爆發(fā)鼠疫。
1893-1894年鼠疫傳入了位于珠江三角洲中心地帶的順德、廣州等地，隨后又傳入了86千米外的香港：1894年5月8日時任香港公立醫(yī)院代理主管的勞森醫(yī)師發(fā)現(xiàn)了香港第一個鼠疫病例，3天后香港出現(xiàn)了第一例鼠疫死亡患者。由于港英政府防控不力導致疫情從香港這個大商埠向全球各地蔓延：1896年鼠疫傳播到了臺灣，1898年鼠疫傳到了非洲的毛里求斯、馬達加斯加等地。
不久之后埃及、日本、葡萄牙、巴拉圭等地繼續(xù)爆發(fā)鼠疫。1900年菲律賓、英國、澳大利亞、美國也陸續(xù)受到波及。這次鼠疫應當算是最早的全球性疫情：當時以新加坡為代表的一部分地區(qū)較好地使用了現(xiàn)代化的防疫手段遏制了疫情的蔓延，然而更多的地方根本無力阻止鼠疫的侵襲。最終這場鼠疫在全球范圍內造成超過100萬人死亡。1910年中國東北又爆發(fā)了一場奪去6萬余人生命的鼠疫。
這是中國自誕生報紙等近代新聞媒體后第一次迎戰(zhàn)這樣的大規(guī)模傳染病，所以有關這次鼠疫的記載比古代瘟疫更為詳實。這場鼠疫后來被稱作“20世紀世界上最嚴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盤踞在中國東北的日、俄兩國的勢力也趁機試圖以防疫的名義要求接管東三省。
馬來西亞歸僑伍連德被清政府緊急任命為東三省防治鼠疫全權總醫(yī)官。在此之前國際醫(yī)學界通常認為鼠疫是通過跳蚤在鼠類和人類之間傳播。
然而伍連德根據(jù)自己在當?shù)氐挠^察得出結論：這次爆發(fā)在中國東北地區(qū)的鼠疫是一種通過飛沫傳染的新型鼠疫，是在人際間通過呼吸道擴散的產物，也就是說這次的鼠疫可以人傳人。當時防治鼠疫的傳統(tǒng)辦法是展開滅鼠運動：當時的奉天城（今遼寧沈陽）官府甚至明碼標價”捕鼠、斃鼠每個銅幣七枚，由就近巡警發(fā)給“。吉林、黑龍江兩省也迅速跟進，整個東三省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滅鼠運動。
滅鼠風潮也波及到關內的京津地區(qū)，連遠在千里之外的漢口也頒布告示：”凡捕一鼠持之警局，給銅元二枚“。然而如果伍連德的結論成立，那么此前這一系列防治工作就只是勞民傷財之舉。況且大規(guī)模的人口集聚現(xiàn)象反而可能對防控疫情有害無益。伍連德在實地考察后向防疫大臣、外務部右丞施肇基提出了九條防治意見：應當先行停止捕鼠，然后將防治工作的重點調整為隔離患者、封鎖疫區(qū)、控制交通、禁絕行人等等。
他的這些主張歸納起來其實就是”封城“，以此切斷人際間的傳播擴散。當時日、俄等國的醫(yī)學專家對伍連德關于中國東北鼠疫是通過飛沫傳染的新型鼠疫這種結論根本就不信。一個名不見經(jīng)傳的中國青年醫(yī)生居然要推翻國際醫(yī)學界公認的理論，這在當時對中國懷有偏見的國際醫(yī)學界幾乎引起了顛覆性的震動。然而最終的事實證明伍連德的結論是正確的。
正是伍連德給朝廷提出的九條防治意見成為了人類防治鼠疫的轉折點之一。在禁絕行人交通之后伍連德又發(fā)型了疫情防控的一處死角：當時街頭堆積了大量一時難以處置的死尸。作為微生物學博士的伍連德知道鼠疫桿菌可以在低溫狀態(tài)下存活很久，東北的冬天顯然很適合鼠疫桿菌的存活。盡管死者不能通過“飛沫傳染”，但在這個病菌的溫床上搬運尸體的救護隊、負責埋葬的雜役工染病的概率還是很大的。
更何況誰又能保證死者家屬不會前來祭奠哀悼呢？誰又能保證尸體上的病菌不會通過老鼠引發(fā)雪上加霜的典型性鼠疫呢？然而在天寒地凍的東北掘地埋尸絕非易事。因此當時哈爾濱有幾千具尸體遲遲無法下葬。這就成為了新的傳染源，然而如果要在暴尸一個多月后再行安葬，那么只怕埋尸工會百無一存。只有火化才是最安全、最便捷、最有效的辦法。
中國人歷來有入土為安的習俗，焚尸在當時絕對是要冒著被人戳脊梁骨的風險的。當焚尸的念頭涌現(xiàn)在腦海時伍連德自己都被自己嚇了一跳，當伍連德提出自己的想法時當?shù)氐牡胤焦俸蛥⑴c防病的醫(yī)務人員全都一致認可他的方案。然而誰都不敢輕易下這個決心。伍連德鑒于疫情的緊急性上書朝廷要求以圣旨的名義強制推行焚尸工作，朝廷收到他的報告后也產生了極大的爭議。
三天后外務部緊急發(fā)來電報：準許伍醫(yī)生之請，可依計劃進行。宣統(tǒng)三年的大年初一中國大部分地區(qū)正在慶祝新春佳節(jié)，而哈爾濱城北的公共墳地上200名工人把100個棺木或尸體堆成一堆澆上煤油付之一炬。2200多具尸體就這樣灰飛煙滅了。因為焚燒死尸切斷了鼠疫傳播，從這一天開始道外區(qū)一直不斷攀升的死亡人數(shù)竟然下跌了。焚尸工作進行到第二天時傅家甸的死亡人數(shù)從183名下降至165名。
此后每日死亡人數(shù)日漸消減。1911年3月1日夜0時哈爾濱防疫局內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這一時刻的到來。當時針指到午夜0時哈爾濱道外區(qū)的死亡人數(shù)為零，隨后長春、奉天、鐵嶺……東北各個大城市紛紛傳來捷報。百年前的這場東北鼠疫就這樣漸漸成為歷史，然而人類并未就此徹底擺脫鼠疫的威脅。此后鼠疫仍在世界范圍內有過多次大流行，我國在解放前也曾發(fā)生多次流行。
事實上人類逐漸擺脫鼠疫的威脅更多是隨著現(xiàn)代化城市建設的發(fā)展和衛(wèi)生習慣的養(yǎng)成實現(xiàn)的：如今世界各國的公共衛(wèi)生環(huán)境不要說14世紀比，即使比起百年前也早已大大改善。人們也不再喝生水，只喝燒開的水，食物也要完全熟透才吃，人們還開始養(yǎng)成勤洗手、勤洗澡的衛(wèi)生習慣。如今鼠疫在包括我國在內的絕大多數(shù)國家已基本絕跡，但偶爾仍會有極個別的零星病例出現(xiàn)。
那么我們該如何防范鼠疫呢？我們普通人要在生活中多運動、多吃富含維生素C的食物以增強免疫力。同時要盡可能避開傳染源：避免接觸鼠類、旱獺等嚙齒動物，避免處理不明死因的動物，不要到疫區(qū)旅游或活動。由于跳蚤叮咬是腺鼠疫的重要傳播途徑，所以生活中可使用驅蟲劑驅趕跳蚤。如果近期去過疫區(qū)或接觸過鼠疫患者應當在事后隔離觀察9天，如果出現(xiàn)發(fā)熱、咳嗽等癥狀應當立即就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