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馮友蘭軼事
1988年6月23日，95歲高齡的梁先生坦然告別人世。有人慨嘆，一個入世的知識分子是很難保持自己的心境平和的，他會吶喊、激憤、憂傷、痛苦，而這常常不免傷及他們的身心，影響他們的個人生活，甚至使他們短壽。像梁漱溟這樣，一輩子都直道而行，卻又能活到95歲的高齡，不能不說是一個生存的奇跡。
梁漱溟與馮友蘭是老同學。馮九十華誕，設家宴請任繼愈、張岱年、李澤厚等名人參加，也請了梁漱溟。梁不但沒有赴宴，還給馮寫了一封措詞非常另類的信，大意是北大舊人惟我二人存矣，應當會晤，只因足下曾諂媚江青，故不愿來參加壽宴，而且信上竟無上款。
按馮友蘭的理解，“窺其意，蓋不欲有所稱謂也”，也就是說，他不愿稱馮為“老同學”或者“老朋友”，恥與為友，故不提上款。馮友蘭雖然覺得羞辱，仍對梁的耿直深感敬佩，復函說：“非敢有憾于左右，來書直率坦白，甚為感動，以為雖古之遺直不能過也?！?div style="height:15px;">
梁漱溟二三趣事 （作者：吳令華）
經(jīng)過戰(zhàn)亂保存下來先父的遺物中，有一副1927年梁漱溟先生書寫的對聯(lián)，上聯(lián)是：“不為圣賢便為禽獸”；下聯(lián)是：“莫問收獲但問耕耘”；上下款分別是：“子馨學兄屬”，“丁卯漱冥”。父親在卷軸的標簽上工整地寫下“漱冥師行書 袌香廔（父親齋名）藏”的字樣。下聯(lián)含意明確，不存歧義，而上聯(lián)乍一看，頗類“不流芳百世，便遺臭萬年”的曹操哲學，令人駭然。旋又想，梁漱老與先父都服膺儒學，這樣解釋符合他們的思想嗎？不然，又當如何理解？
依我淺見，其中有兩個關鍵詞，一是對兩個“為”字的釋義，二是對“禽獸”一詞的理解。
我以為，兩個“為”字，意義不同。第一個“為”，指學習、研究。如《論語·述而》：“子曰：‘若圣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绷喝寤寿墩撜Z義疏》就疏作：“為，猶學也?！庇帧蛾栘浧罚骸白又^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
楊伯峻的譯文也是：“你研究過《周南》和《召南》了嗎？”連孔子都自陳不敢當圣與仁，尚要學習不厭。故我以為此上“為”字只能解為學習研究。下“為”字則宜作“猶如”“如同”解。此類例子較多，如杜詩：“昔如水上鷗，今為罝中兔”，不贅舉。
其次，此處“禽獸”不是世俗的罵人語，而是泛指“動物界”。當年，漱老正集中精力研究《人心與人生》問題。余生也晚，無緣親聆或拜讀漱老當年的講義，但從他晚年重新整理的《人心與人生》看，仍可見到書中多處強調(diào)人與動物之區(qū)別，在于“人心”，在于人的“主動性”或“自覺能動性”。他認為人的本能“必當從屬于理性而涵于理性之中。本能突出而理性若失者，則近于禽獸矣”。
結(jié)合漱老當時正在專心研究《人心與人生》，我以為上聯(lián)的主要含義是：若不學習研究圣賢，便無別于動物界矣。請教高明，以為然否？
梁漱溟先生曾否在清華研究院任教？過去我從未懷疑過。因為在先父吳其昌主編的研究院同學錄里，“師長”一欄中，有所記載。當年編輯這本同學錄時，恰值王國維先生自沉，故特將王先生遺像放在最前面，并刊登殉難處照片及兩幅遺墨，后面依次是校長、教務長以及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諸導師的照片，緊接趙元任的一頁就是“講師梁漱冥先生漱冥”的照片，其后還有“講師李濟之先生濟”及助教與職員的照片。
當年他為我父書聯(lián)，我父在聯(lián)簽上也明確寫著“漱冥師行書”。另外，廿多年后，父親作紀念王靜安先生的講演，回憶清華園盛況時，仍說：“除了先生和梁先生外，同任導師及講師的有陳寅恪先生和趙元任先生及李濟、馬衡、梁漱溟、林宰平四先生?！彼裕乙恢闭J為梁漱老曾任研究院講師。
前些日子，為對聯(lián)事，與漱老之子培寬先生聯(lián)系，培寬先生肯定地對我說：“梁漱溟沒有在清華任過職，他當時因梁啟超借住在清華園，整理祖父巨川公的文集，只在清華做過幾次講演”，這令我大吃一驚?；貞浰吹疥P于梁老的資料，確實未見提到他在清華任教的文字（除了我父親的），那么先父當年將他編入研究院同學錄師長欄的根據(jù)又是什么？
漱老原在北大任教，是蔡元培先生見其《究元決疑論》，慧眼識才，將他聘任北大教席，講“印度哲學”（后又講“儒家哲學”），年方廿四，一般人看來可謂少年得志。但漱老感于大學只能傳授知識，不能解決社會弊病，七年后（1924）主動辭職。先在山東一中學教書，隨即回到北京。
1925年春借住清華園，整理其父文集。秋，清華研究院開學，任公是主導。任公對青年梁漱溟特別青睞，首先是對其學養(yǎng)的嘉許，同時也緣于對梁父巨川公的愧疚之心。巨川公素敬仰任公，屢次投書未得一見，不免有所抱怨批評，曾記入《伏卵錄》。1918年巨川公痛感社會黑暗、世風污濁，絕望而投水自盡。此事對梁漱溟震動極大，決心以救世為己任。后來任公見到《伏卵錄》，對巨川公十分敬佩又深深自責，自然對梁漱溟更關照有加。
因任公的關系，梁漱溟與研究院師生也有較多來往。其間，他也曾在清華做過若干次講演，例如：1926年3月為清華教育學社講演，痛批時下知識階級品修之弊病。其中部分以“吾儕當何為”為題登在《清華周刊》上，我父時在學生會負責編周刊的“特載”欄，十分欽佩，特加按語稱：“梁先生此文，真今日瞑眩之藥，其言之深刻痛切，不期令人憬然汗下，深愿讀者三覆環(huán)誦，不徒作尋常之文字睹也?！?div style="height:15px;">
后來梁還曾做過“山西之村政”“我與文學無緣”等講演。梁漱溟當時已頗有名氣，既與清華有緣，研究院、任公都可能曾請他任教，但他自從北大辭職，決心投身社會實踐，研究著述，堅辭不就，也屬情理之中。后來，似乎情況有了些變化。我從《清華周刊》408期（1927年4月29日）介紹研究院現(xiàn)狀一文中發(fā)現(xiàn)這樣的信息：“本年度，則有梁漱溟先生之長期演講‘人心與人生’……”。按研究院的課程有兩種，即“專題研究”與“普通演講”。
同時研究院章程中關于“教授及講師”一條則規(guī)定：“對于某種學科素有研究之學者，得由本院隨時聘為特別講師”。因此，梁漱溟既承諾作長期演講，便列入研究院的一門正式課程，被聘為講師也是順理成章。所以1927初夏我父親主持編輯研究院同學錄時將梁漱溟列為講師，實屬事出有因。至于下半年梁任公養(yǎng)疴津門，我父追隨，梁漱溟又去了廣州，“人心與人生”的專題講演最終是否在清華如期舉行就不得而知了。
據(jù)上世紀七十年代梁漱老在《人心與人生》的《書成自記》中提到：“據(jù)計算我以此題所作講演約有過三次。一次在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次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次在一九三四年或其前后?！鼻皟纱嗡剖菍W友間試講，第二次是由北京各大專院校的學生會聯(lián)合舉辦的，乃國內(nèi)首行的收費講演，地點在當時北京大學二院大講堂。沒有提到為清華的講演?？磥?，這個謎還有待更多的資料來破解。
這里，順便再記錄一則有關梁漱老的逸聞趣事，聞之于吳世昌叔叔。漱老原配病故后，中饋乏人，自己忙于鄉(xiāng)村建設、抗戰(zhàn)民主事業(yè)，兩個兒子寄養(yǎng)在親戚家。1944年，我叔叔在桂林師院任國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每周有一天上下午各兩節(jié)課，故在學校午餐。漱老時也在桂林師院，吃住都在校，因此他倆每周有一次“共進午餐”。后來漱老續(xù)弦，婚禮在樂群社，不發(fā)請柬，只登了個啟事，賀喜者備禮金一元。
有好幾百人參加，非常熱鬧。鬧房時有人問他，本說不再結(jié)婚的，為何變了？梁答：“我是個不設防的城市，被人攻進來了?！毙履锎缶剑q稱：“是他攻我，我如何攻他？”于是他們到底是誰攻誰，一時傳為笑談。還有人起哄要梁唱戲，他唱了一出《盜御馬》，還撇著戲腔說：“你看我老也不老？”由此可見漱老的風趣坦誠，十分可愛。
